内容提要：21世纪马克思主义哲学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新发展。它一方面与未来相联系，代表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前途和方向，另一方面与历史相联系，凝结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历程和经验。探讨21世纪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路径，应在历史与现实、理论与实践以及东方与西方的激荡交织和碰撞融合中展开。发展21世纪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具体路径大致可以归纳为三方面。第一，以哲学史为根基，吸取20世纪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经验，积极探索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新内容和新形式，发展马克思主义文化哲学。第二，从当代问题出发，深刻反思现代化，深入解读文本，进一步探讨自然与人类社会的关系。第三，自觉加强中国哲学话语体系建设，继承和发扬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普遍性品格，努力构建新时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
关键词：21世纪马克思主义哲学/文化哲学/政治哲学/新时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
作者简介：吴昕炜，武汉大学哲学学院，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所副教授，硕士生导师。
标题注释：本文是武汉大学自主科研项目(人文社会科学)“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东西方传统研究”(项目编号：1101413000020)、武汉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青年学者学术发展计划项目“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化哲学研究团队”(项目编号：1101413000041)的阶段性成果，得到“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
习近平同志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经过长期努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置身这一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特殊历史节点，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与实践中认真思考21世纪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路径，无论对于我们更加深刻地认识和理解马克思主义发展史，还是对于我们更加深入地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更加持久地推动和促进新时代马克思主义哲学健康向前，都是非常有意义的事情。探讨21世纪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路径，我认为应该以史为鉴，从历史与现实、理论与实践以及东方与西方的激荡交织和碰撞融合中，汲取丰富和发展21世纪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宝贵资源与经验，提出回应和解决今日社会和新时代重大问题的正确思路和方法，并积极探索面向世界和未来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壮大之路。
一、历史经验与21世纪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路径
21世纪马克思主义哲学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新发展，是一个承前启后、连接过去与未来的特定概念：一方面是与未来相联系，代表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前途和方向，另一方面是与历史相联系，凝结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历程和经验。21世纪马克思主义哲学不是凭空产生的，而是在此前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础上，特别是在20世纪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因此，讨论21世纪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路径，首先需要我们以哲学史为根基，回到20世纪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原初语境中，找寻开辟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之路的宝贵历史经验。
第一，从20世纪马克思主义哲学与21世纪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区别出发，积极探索21世纪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新内容和新形式。21世纪马克思主义哲学与20世纪马克思主义哲学无疑是有着重大区别的。这一区别既可以从内容上进行分辨，也可以从形式上给予划分。首先，从内容上看，21世纪马克思主义哲学具有不同于20世纪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时代背景，因而在研究内容上应与后者呈现出不同的样貌特征。这就如同19世纪马克思主义哲学与20世纪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区别一样：19世纪马克思主义哲学面对的是自由资本主义时代，主要研究资本主义的发展规律，探讨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构建，强调经济基础对上层建筑的决定作用;20世纪马克思主义哲学面对的是垄断资本主义时代，主要批判垄断资本主义的极权统治，关注科学社会主义的现实运动，研究上层建筑的能动性问题。其次，从形式上看，21世纪马克思主义哲学应具有与20世纪马克思主义哲学不同的哲学总观念。在这里，哲学总观念指的是哲学概念的表达，揭示的是“一个时代哲学的理性结构和理念”①。正是由于哲学总观念的差别，才有了20世纪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批判运动，才有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从19世纪到20世纪的历史性跨越。同样地，21世纪马克思主义哲学之所以与此前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不同，也在于哲学总观念的差别。要发展21世纪马克思主义哲学，就需要我们发掘这一哲学总观念，把那些被遮蔽在此前马克思主义哲学中最根本的核心揭示出来，并用这一核心说明它们是如何构建起新的哲学传统和哲学形态的。以往，我们在进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断代研究中，比较注重从内容方面区分它与此前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差别，而对它们之间在形式在上的差别关注不足。如前所述，在观察20世纪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时候，我们通常认为它与19世纪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差别就是产生的时代背景不同、研究内容的不同，而它们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观念上、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原理上是一致的。实际上，观察和把握不同时代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不仅要看它们在内容上的区别，更要看到形式上的区别，即，哲学总观念的区别。因为只有把握了哲学总观念，才能摆脱经验叙述的不足，从根本上把握这一时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特点。21世纪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不仅要在内容上根据新的时代变化有所推进，而且更要在形式上推动哲学总观念的更新。
更新21世纪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总观念，需要我们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传统和哲学形态的变革方面下功夫。20世纪以来，马克思主义哲学经历的传统和形态变革是十分深刻的。从西方的法兰克福学派、分析的马克思主义、实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到中国的李大钊、陈独秀、李达和毛泽东等不同思想派别和思想家，都自觉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创造建立在对哲学史的深度挖掘中。他们积极吸取现代哲学资源，不仅把马克思主义哲学放在近代哲学向现代哲学转变的大潮中加以认识，而且还结合本民族的文化传统创造出兼具时代特色和民族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新传统。在东方，苏联马克思主义者打通西方哲学史和俄国哲学史的研究，书写出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的崭新篇章;在西方，以葛兰西、卢卡奇和柯尔施为代表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扬弃第二国际马克思主义的哲学传统，并将其有机融入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开启了与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并行发展的不同路向;在中国，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马克思主义者把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解重心放在认识论和方法论上，形成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重视现实、重视实践的鲜明特征。20世纪马克思主义哲学传统和哲学形态的变革启示我们，推进21世纪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应该进一步解放思想，探索新形势下的发展新思路。
第二，以20世纪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文化哲学研究转向为基础，积极发展21世纪马克思主义文化哲学。20世纪马克思主义哲学经历了一场全面而持久的文化哲学研究转向运动。在20世纪以前，马克思主义哲学对于文化哲学的研究还是零散而片面的。进入20世纪后，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率先从本体论角度对文化哲学进行了深入探索，开展了独具特色的文化哲学理论研究和话语构建。在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们看来，马克思主义哲学应当建立以实践和文化批判为基础的本体论。他们把这种本体论的内在结构规定为大众文化和文化批判两个部分：大众文化与普通人自发的世界观相联系，文化批判与知识分子自觉的世界观相联系。文化批判的任务就是在现实的文化环境和实践中不断引导大众文化达到更高的水平。由此出发，他们积极拓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内容，不仅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般理论，而且研究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哲学理论、大众文化批判理论和意识形态理论，试图通过探讨政治、文化和意识形态问题来反思资本主义文化工业，开展当代资本主义批判。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们在文化哲学研究领域的探索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发展出许多新思想和新理论，比如葛兰西的文化霸权理论、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理论和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的社会理论等。这些理论对于现代哲学的其他理论具有极强的渗透力，大大加深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在现代哲学领域中影响力。除了对20世纪哲学具有渗透力和影响力以外，这些理论还起到了为20世纪和21世纪搭建思想桥梁作用。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从西方到东方，哲学家们逐渐认识到，人类自己创造出来的文化逐渐走向了人类自身的对立面。尤其引人深思的是，随着资本主义的全球扩张，在工业社会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文化已经成为束缚人类精神创造和自由的根源。在这种情境下，当代哲学要想切入现实并解决人类面临的一系列问题，就必须深入思考人与文化的关系。这样一来，马克思主义文化哲学就成为人们探索21世纪人类文明发展的必由之路。事实上，当代哲学家在反思消费问题、生态问题和政治问题时都把马克思主义的文化哲学理论作为重要的理论资源。这启示我们，发展21世纪马克思主义哲学，需要在马克思主义文化哲学的理论建构上努力创新。
二、当代问题与21世纪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路径
正如马克思所说：“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的精神上的精华”②，21世纪马克思主义哲学要成为“真正的哲学”，就不能脱离我们所生活的时代，而应紧密联系当代问题，并对当代问题作出令人信服的理论回应。具体而言，21世纪马克思主义哲学应当在反思现代化、解读文本、进一步探讨自然与人类社会的关系等多个方面加强理论研究。
首先是大力开展对现代化的哲学反思。毋庸置疑，现代化是人类历史的一个进步。但是，我们在看到现代化的进步性的同时，更应对现代化的负面作用保持警惕。这个负面作用不仅体现在对民族国家的意识形态挑战上，而且还体现在哲学思维的观念固化上。作为西方资本主义世界寻求建立普遍价值理念的产物，现代化在哲学思维上代表了一种总体性观念。它将资本主义的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等因素裹挟在一起，强调这些因素之间具有不可分割的内在一致性，并且试图利用经济全球化运动，把西方资本主义模式确立为一统全球的国际新秩序。在当代世界和平发展的环境下，这种总体性观念对发展中国家具有极强的诱惑力。它吸引这些国家的理论家和政治家全盘接受西方的现代化理念，并依据这一理念在本国全面推进以西方资本主义为模板的现代化进程。在这些理论家和政治家看来，只要采取西方现代化的模板依葫芦画瓢，就能在本国迅速实现现代化。可惜的是，运用西方现代化理念，采取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模板，并没有给这些国家带来预想的高速发展和巨大成就。恰恰相反，这些国家在全盘接受西方现代化理念的过程中，丧失了自身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的独特个性，拉大了与西方发达国家的实力差距。可以说，这些国家是落入西方资本主义所设置的现代化陷阱中去了。这个现代化陷阱的要害，就是蕴含其中的总体性观念。对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来说，现代化的确是它们的崛起路径，这就像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所说：“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③但是，它绝不是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西方国家的理论家试图将现代化普遍化，为现代化冠以普遍价值理念，他们所要表达的并不是对发展中国家的关切，而是对资本主义世界扩张的期待。发展中国家要跟上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脚步，当然需要借鉴并吸收先进国家的现代化理念。然而，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更重要的工作还是保持自身定力，结合本国实际情况对这一理念进行合理分析取舍，不能在简单全盘接受中放弃历史发展的主动性。完成这一工作有赖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对现代化理念开展深入的反思，破除现代化理念的总体性陷阱：一方面，马克思主义哲学要深刻揭示现代化的本质，把隐藏在全球经济一体化下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非暴力征服凸显出来，揭露发达国家用国际资本对发展中国家的欺骗性掠夺;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哲学还要探索世界历史中一般与个别的辩证法，用西方国家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的特殊性消解普遍性，指明发展中国家在世界历史中的地位和作用，并保持其在世界历史中的能动性和主动性。
其次是深入解读马克思哲学文本。马克思哲学文本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上具有重大意义。它不仅凝结了马克思本人宝贵的理论探索，同时也以经典的形式提出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共同题解。从这个角度来看，它起到的作用就如同库恩所说的范式，把21世纪马克思主义哲学与马克思思想历史地联结起来。自19世纪末以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就呈现为不断深化解读马克思哲学文本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人们对马克思《资本论》的哲学解读尤为引人瞩目。历史地看，对《资本论》的解读是由19世纪末的庸俗唯物主义者和第二国际的马克思主义者首先提出的。在19世纪末的庸俗唯物主义者那里，《资本论》被解读为经济唯物主义;在第二国际的马克思主义者那里，《资本论》被单纯视为描述资本主义经济运动的著述。前者是对马克思思想的歪曲，后者逐渐落入机械论和历史宿命论的泥潭。为了对这两种错误思想倾向进行批判，东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想家们从哲学层面开展了对《资本论》的重新解读，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蓬勃发展。例如，在东方，列宁主张把《资本论》与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形态的分析结合起来研究，认为《资本论》从表面上看是对资本主义经济运动的描述，而实际上则是重点强调由资本主义经济运动引起的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在列宁看来，《资本论》的历史意义不只是政治经济学方面，更重要的是突出了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形态和意识形态能动性的研究。基于上述认识，列宁以对马克思阶级意识理论的研究首开20世纪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研究的先河。他不仅提出：“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④，而且从意识形态的能动性和历史发展的偶然性出发，说明了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对于资本主义社会变革的积极意义。在西方，从葛兰西、卢卡奇到马尔库塞，也都把对《资本论》的解读作为他们哲学创造的基础。葛兰西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础应该是实践，《资本论》的价值恰恰在于实现了理论与实践的有机结合。卢卡奇在解读《资本论》时，提出了著名的物化和物化意识概念，并通过对物化和物化意识的分析，把对日常生活的文化批判纳入到无产阶级革命的目标之中。马尔库塞解读《资本论》的特色是把它和《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联系起来，认为《资本论》是《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延续，不仅建立了以劳动为中心的否定辩证法，而且标志着马克思批判理论的最终完成。如果说列宁建立的是《资本论》解读的东方马克思主义哲学传统，那么，葛兰西、卢卡奇和马尔库塞等人建立的则是《资本论》解读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传统。这两种传统共同奠定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基本格局，也为我们分析21世纪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世界历史变革提供了理论框架。
再次是进一步探讨自然与人类社会的关系。自然与人类社会的关系一直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密切关注的对象。20世纪70年代以来，日益严重的生态问题和生态危机的出现，引发了人们对自然与人类社会关系更为深沉的反思。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从自然和生态遭受破坏的事实、后工业社会的崛起及其带来的消费危机中，找到了生态危机产生的源头，即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和建构于其上的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活跃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生态马克思主义者从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的理论出发，指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不仅造成了人类社会的危机，也导致了自然的危机，认定资本的逻辑是造成生态危机的罪魁祸首：资本作为一种社会存在物，把包括自然资源在内的一切都变成了自己利用的对象。它就像癌细胞一样，不断增殖，不断利用自然界来满足自身增殖的需要，并由此带来对自然界的无尽的破坏，最终导致资本主义的过度生产和过度消费，从而产生生态危机。在生态马克思主义者看来，资本与生态是天然对立的，“只要资本逻辑还占有统治地位，只要主要是为着最大限度地获取利润而生产，就不可能从根本上消除生态危机”⑤。生态马克思主义者作出的这一判断并非穿凿附会，而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马克思主义危机理论的延展。本·阿格尔在《西方马克思主义概论》一书中明确提出，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把资本主义生产、消费所引起的生态危机视为马克思主义危机理论的环境和基础。建立在生态危机的环境和基础上的马克思主义危机理论“既强调资本主义的内在结构矛盾(导致马克思称之为利润率趋于下降的矛盾)，又强调发达资本主义加深异化、分裂人的存在、污染环境以及掠夺自然资源的趋势”⑥。通过这种分析，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不仅把发达资本主义污染环境以及掠夺自然资源的趋势揭示出来，而且指出了解决生态危机的根本出路。这一根本出路不是进行道德改革、建立生态伦理，不是发展科学技术、提高自然利用率，而是变资本主义的生产和生活方式为社会主义的生产和生活方式，推动资本主义实现从危机中走向社会主义的变革。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对生态危机的分析和对资本逻辑的批判，对于我们构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新体系，建立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新范式具有积极借鉴意义。正如已有学者所指出的那样：“只要人类实践的时代格局仍然处于资本支配一切的时代，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分析以及由此完成的历史哲学变革，就仍然是我们面对当代社会实践及其文化理念的重要理论资源。”⑦21世纪马克思主义哲学应继承这份资源，在进一步探讨自然与人类社会关系的过程中，把消除生态危机、建设生态文明和反对资本逻辑有机结合，创造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新形态和新精神。
三、新时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与21世纪马克思主义哲学
伴随着人类历史在21世纪前行的脚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在这个新时代，我们国家的经济实力、科技实力、国防实力、综合国力进入了世界前列，国际地位实现前所未有的提升，国家的面貌、人民的面貌、军队的面貌和中华民族的面貌发生前所未有的变化。这一切，清楚无误地显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已经在实践上成了21世纪科学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标杆。相应地，在理论上，我们也要致力于使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成为引领21世纪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旗帜。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中国马克思主义者要担负起发展21世纪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历史使命，努力构建新时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具体而言，完成这一历史使命需要有两个方面的自觉。
一方面是自觉加强中国哲学话语体系建设，加快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历史地看，中国哲学有着独特的话语体系。在雅思贝尔斯所说的轴心时期，中国就已经诞生了以孔子和老子为代表的伟大哲人，出现了儒家、道家、墨家、法家、名家、阴阳家等一大批哲学派别，产生了《道德经》《论语》《孟子》《庄子》《韩非子》等一大批哲学巨著。这些伟大哲学家、哲学派别和哲学巨著开创了中国哲学的传统，奠定了中国哲学话语体系的基础。如果我们从大的历史阶段进行划分，中国哲学话语体系的形成可归纳为三大阶段。第一阶段是从先秦到鸦片战争时期。这一时期是中国哲学话语体系在几乎没有受到外来哲学影响的基础上独立发展的阶段。从先秦的百家争鸣到汉代“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中国哲学的儒家传统逐渐成为占统治地位的主流哲学话语。与儒家传统相伴随，道家传统也逐渐成为中国哲学话语体系的重要补充。以儒家哲学为主干，以儒家哲学与道家哲学的相互补充为基础，中国传统哲学历经两千年绵延不绝的发展，形成了极具代表性的东方哲学话语体系。这一话语体系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呈现稳固前进的态势，对周边国家具有很强的辐射力，促成了东南亚儒学话语圈的形成，并且通过丝绸之路和茶马古道将中国思想远播欧洲，引导了世界哲学发展的风潮。第二阶段是鸦片战争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一阶段是中国哲学话语体系的曲折发展时期。鸦片战争迫使中国打开了闭关锁国的大门，不仅给中国带来了屈辱和苦难，同时也带来了西方的科学和哲学。鸦片战争带来的东西方思想文化的交流碰撞，促使当时先进的中国人向西方学习，思考中国之所以遭受列强侵略的深层原因。中国知识分子在反思和检讨中选择了接受西方的思想和文化体系，这其中就包括接受哲学思想和哲学话语体系。在这个过程中，中国传统哲学话语体系不断式微：经史子集的学术分类黯然退场，儒家哲学和道家哲学饱受冲击，传统哲学话语权丧失殆尽。传统哲学话语体系遭受的挫折从另一方面预示着新体系的再造与重生。这个新体系创造的契机就是新文化运动以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引进和传播。经过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在理论和实践中的不懈努力，马克思主义哲学成功地与中国传统哲学实现了深度融合，并且开启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历史进程。第三个阶段是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今的中国哲学话语体系重建期。这一时期的总特点在于马克思主义哲学成为统摄中国哲学的主流。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充分吸收中国传统哲学、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和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础上，生成了现代中国哲学的话语体系。众所周知，马克思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始人和奠基人。但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并不是一成不变的教条，它必然要随着时代的变化和实践的发展而发展，马克思的合作者和后继者的成果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不断发展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不同时代、不同民族的马克思主义者共同创造的精神财富。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绝不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一般原理的简单移植，更不是苏联教科书的简单照抄，而是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根本原理与中国的特殊实际结合起来，独立探索创造出来的哲学。这种哲学同时也是中国传统哲学在现代的发展，也就是现代的中国哲学。⑧经过上述三个阶段的发展，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成了中国哲学话语体系建设的中坚。新时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应以此为基础，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当代中国哲学创造性地结合起来，从哲学思维层面回答世界历史一般性与中国现代化特殊性问题，推动中国现代化模式的综合创新。
另一方面是自觉开展东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交流和对话，继承和发扬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普遍性品格。马克思主义哲学是由东西方不同传统构成的总体。自19世纪末开始，东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就有了理论交往。20世纪20年代以来，东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围绕世界历史发展、社会主义运动和民族文化等问题展开过理论探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马克思主义者和马克思学的学者通过研究列宁哲学、斯大林哲学和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揭示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过程中的东西方民族传统的流变，以及马克思主义哲学内部的批判传统、人文主义传统和科学主义传统的区别。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事业的蓬勃开展，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把关注的目光投向中国，聚焦毛泽东哲学和邓小平哲学，出版了一系列关于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著作，开启了与中国马克思主义者的频繁互动。几乎与西方马克思主义者聚焦中国同步，中国思想界也从20世纪80年代起大量引进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为中国的西方哲学研究和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提供了丰富资料。其中，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众多理论更是成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借鉴的重要资源。东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之间的历史互动关系表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过程既不是东方传统战胜西方传统，也不是西方传统压倒东方传统，而是东西方传统互相学习借鉴，互相交流补充，共同推进传播马克思主义宏伟事业的过程。随着中国综合国力日益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在这一过程中所起的作用越来越明显。新时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要真正引领21世纪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就必须从中国的实践出发，在与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交流对话中，认真探讨东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交汇点。这个理论交汇点既表现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作出的原创性贡献，也表现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普遍性的理论品格。它在哲学本体论和政治哲学两个层面上展开。首先，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哲学本体论层面具有普遍性品格。这体现在我们所建构的以实践概念为核心，融世界观和认识论为一体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态上。毛泽东同志的《实践论》和《矛盾论》就是对这一哲学形态的最好阐释和说明。其次，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政治哲学层面具有普遍性品格。这体现在我们所构建的以无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为主要内容的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上。中国马克思主义者无论是思考无产阶级革命问题，还是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问题，都始终自觉把中国问题放在世界历史发展的大背景下进行探讨，而且也自觉把思考的目标定位为世界历史的普遍，力图将中国的特殊提升为世界的普遍。从这个意义上说，哲学普遍性的理论品格不仅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引领中国社会从传统走向现代的理论保证，也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的理论依据。新时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有责任把这一普遍性品格继承和发扬下去。
综上所述，历史与现实的经验已经证明，马克思主义哲学是随着不同时代课题的变化而不断发展的。21世纪马克思主义哲学也应直面时代问题，立足人类实践，为推动世界文明进步作出应有的理论回应。身处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不断为人类作出更大贡献的新时代，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事业中发挥的作用将更为深远。正如习近平同志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所说：“时代是思想之母，实践是理论之源。只要我们善于聆听时代的声音，勇于坚持真理、修正错误，二十一世纪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一定能够展现出更强大、更有说服力的真理力量!”⑨这是对21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的未来展望，也是对21世纪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期盼。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应以更宽广的眼界审视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新时代发展的现实基础和实践需要，坚持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更加深入地推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充分展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造力与生命力，不断开辟21世纪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新境界。
①何萍：《20世纪马克思主义哲学：东方与西方》，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2页。
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220页。
③《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405页。
④《列宁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443页。
⑤陈学明：《谁是罪魁祸首——追寻生态危机的根源》，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页。
⑥本·阿格尔：《西方马克思主义概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414页。
⑦胡刘：《论马克思历史哲学与“历史唯物主义”的关系》，《山东社会科学》2017年第4期。
⑧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详细论述可参阅陶德麟、何萍主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理论与历史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
⑨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26-27页。
作者简介
姓名：吴昕炜 工作单位：武汉大学哲学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