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北宋淳化年间发明交子之后，纸币逐步发展成为两宋金元时期广为行用的重要货币。从纸币与金属货币的相互关系看，北宋交子、元朝至元钞分别是铁钱和银两的价值符号;铁钱与银两是交子和至元钞的价值基准。铁钱与交子、银两与至元钞，通过信用关系结成了由“价值基准—信用关系—价值符号”组成的货币体系。从北宋交子到元朝宝钞，纸币的价值基准完成了从铁钱向银两的转换。纸币价值基准的转换，是晚唐以降货币符号化与白银货币化相互交织，铁钱、铜钱、银两、丝绢及其价值符号相互影响，此进彼退，优化配置货币资源的结果。它奠定了元明时期纸币发展由盛转衰的基本方向，标志着货币标准白银化的完成，中国货币体系由铜钱时代进入了银两时代。

 

　　关键词：纸币;铁钱;银两;价值符号;价值基准

　　以北宋淳化年间(990—994)发行使用纸币——交子为起点，两宋金元先后以交子、钱引、会子、交钞之名，成功发行使用多种纸币。元朝平宋后，于至元二十四年(1287)统一发行至元通行宝钞，纸币成为通行元朝全境最重要的货币。从北宋首创交子到元朝通行至元钞，纸币从无到有，前后相继，走过了近300年持续发展的历史。对此，学术界进行了深入研究，取得丰硕成果。值得注意的是，纸币与金属货币的相互关系问题，对准确判断纸币性质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受到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高聪明对交子以铁钱为“基准”并在发行之初可兑换、纸币贬值是由于发行量增加后所能代表的金属货币量降低的阐述，汪圣铎关于两宋纸币以铸币(铁钱、铜钱)为面额且能够代铸币使用、其购买力很大程度上表现为纸币与铸币的比价的观点，李幹、刘森等对蒙元以金银为本位货币或作为纸币发行的“本金”的探究等，深化了金属货币与纸币相互关系的研究。但不无遗憾的是，现有研究缺乏对两宋金元纸币与金属货币关系的整体关照，尚未对其发展变化的趋势及原因做出贯通性的阐释。在学术界已有成果基础上，聚焦纸币与金属货币之间的相互关系，沿着两宋金元纸币发生、发展的时间序列，系统梳理北宋纸币以铁钱为“基准”、元朝纸币以金银为“本金”的内在逻辑及其演进进程，对进一步把握宋元纸币的性质、特点和发展演变趋势，深化和拓展古代纸币史、货币史研究有重要意义。本文在对比分析铁钱与交子、银两与宝钞相互关系的基础上，对与纸币价值相联系的金属货币如何、为何从铁钱变成了银两，及其所反映的货币流通格局的演进等问题，作一初步梳理和分析探讨。

　　一、铁钱与银两：北宋交子与元朝至元钞的价值基准

　　北宋淳化年间，川蜀地区由于铁钱的单位价值低，不便于大额交易的矛盾激化，人们以由来已久的“质剂之法”为基础，发明了最早的纸币——交子。天圣元年(1023)宋廷设置交子务，发行官交子，“交子取得了法定货币的地位，和铁钱相权而一同流通”。

　　细绎交子与铁钱的关系我们看到：交子作为全新的信用货币，其自身几乎没有价值，但却能够成功发行并按1贯—10贯的面额流通，其之所以如此，关键在于交子通过信用关系与铁钱相联系，其价值基础与依据是铁钱。川蜀民间创制交子，“收入人户见钱，便给交子”，“如将交子要取见钱，每贯割落三十文为利”;宋廷官方发行交子，同样须“候有人户将到见钱，不拘大小铁钱，依例准折交纳，置库收锁”完毕，方才将交子“据合同字号给付人户，取便行使”。离开铁钱，交子的价值将无据可凭。相应地，交子的价值标准与铁钱一致，其面额采用铁钱“千文为贯”的货币单位，以“贯文”计算价值。交子务建立后，还逐步形成了“界以百二十五万六千三百四十缗为额”“备本钱三十六万缗，新旧相因”的信用制度，以维护纸币价值，维持正常流通。宋人甚至认为：“祖宗朝立法，约四川所有见钱，对数印造钱引(交子)，使轻重相权。”

　　与交子相比，近300年后元朝发行的至元钞当然也是信用纸币。但至元钞与铁钱无关，其成功发行并能在发行之初按面值流通的关键，是纸币的价值通过信用关系与金银特别是银两相联系。至元钞以白银的重量单位“锭”以及“两、钱、分、厘”计量和等分价值。其钞面上虽然继续印有“贯文”单位，但出钞时不接收铜铁钱，回收至元钞也无钱可兑。钞面上所印“贯文”，按照“每一贯同钞一两、每两贯同白银一两”的官定比价，与银两的价值相联系。最小面额的宝钞，恰好与白银的最小重量单位1厘等值。因此，元廷颁布钞法，明确规定：“随路设立官库，买卖金银，平准钞法，私相买卖并行禁断。每花银一两，入库官价至元宝钞二贯，出库二贯五分，白银各依上买卖。课银一定，官价宝钞二定，发卖宝钞一百二贯五百文。”接收人户“花银”“白银”入库，付给宝钞;收兑人户持有的宝钞，“出卖”官铸“课银”。

　　至元钞发行后，元廷切实将钞法的规定付诸实施，将“外路里入来的金银”、官府“见在”以及大都“关拨”的银两，作为“至元钞本”，贮于平准行用库，专门用于“平准钞法”。至元钞发行之初，见于记载的平准行用库、行用库设于大都、腹里、外路143个“紧关去处”。其中，兼具收兑银两和倒换昏钞功能的平准行用库计65处。“银钞相权”的货币流通格局在元朝辖区全面确立。

　　以上情况表明，北宋交子、元朝至元钞的成功发行虽然前后相距近300年，但二者均具有以下共同特点：

　　从纸币与金属货币的关系来看，交子和至元钞分别代表着一定量的铁钱或银两，是铁钱和银两的价值符号。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那样：“纸币是金的符号或货币符号……纸币只有代表金量(金量同其他一切商品量一样，也是价值量)，才成为价值符号。”而反过来，从金属货币与纸币的关系来看，铁钱和银两对成功发行和使用交子、至元钞具有十分重要的基础性、决定性意义。两种金属货币，不仅是设定交子与至元钞币值的依据，而且决定着两种纸币发行时的币值。收纳铁钱“便给交子”、收兑金银“发卖宝钞”的发行方式更清楚地表明：发行交子和至元钞，实质上是两种金属货币入库之时，其货币价值被投射、转移到了交子和宝钞上。人户留下了铁钱和银两，但以交子或至元钞为载体，取回了铁钱和银两的价值，带走了等值的纸币。两种纸币不仅由此获得了代表金属货币价值的能力，而且人户所取得的纸币的价值量，分别以入纳的铁钱和“卖出”的金银量为准。也就是说，相对于纸币这种价值符号而言，金属货币则可称为纸币的价值基准。

　　更进一步我们还看到，信用关系是联系金属货币与纸币币值的纽带。收纳金属货币发行纸币，亦即两者在“进”与“出”的过程中，建立了“借”与“贷”的信用关系。而纸币成功发行后，交子“界以百二十五万六千三百四十缗为额”“备本钱三十六万缗，新旧相因”以供兑易，宝钞须核拨金银作为“钞本”、通过平准库买卖金银“平准钞法”，则是保持纸币币值，维系纸币和金属货币之间的信用关系的基本途径。因此，时人反复强调交子“不积钱为本，亦不能以空文行”，发行宝钞必须“倒到库银，不以多寡，即装垛各库作本，使子母相权，准平物估”。也就是说，结合信用关系的情况来看，宋元时期行用纸币，并非简单地以纸币取代金属货币，而是以金属货币为价值基准，以信用关系为价值纽带，成功地发明了金属货币的价值符号——纸币，构建了由“价值基准(金属货币)—信用关系—价值符号(纸币)”共同组成的货币体系。北宋铁钱与交子“轻重相权”，元朝银两与至元钞“相权”，所揭示的正是这种货币体系内在的价值关系。甚至我们不妨形象地说，交子和宝钞(价值符号)犹如海上航行的船，铁钱和金银(价值基准)类似于水中的锚，信用关系则是把船和锚联系在一起的缆。在“价值基准(金属货币)—信用关系—价值符号(纸币)”共同组成的货币体系中，金属货币或隐或现，但总是发挥着决定和影响纸币币值的基础性作用，是纸币的价值基准。

　　诚然，交子和至元钞通过信用关系分别与铁钱和银两联系在一起，主要是两种纸币成功发行且能继续流通时的情况。继此之后，宋元两朝总是在巨大的财政压力下，超额发行交子和至元钞，稀释纸币所代表的金属货币价值量。甚至反复尝试完全以国家信用替代商业信用，切断交子和至元钞与铁钱、银两的联系，把两种纸币转化为纯粹的“国家纸币”。然而，纸币含“金”量的下降，特别是转化为纯粹国家纸币的结果，却无一例外地导致了由“价值基准—信用关系—价值符号”构成的货币体系彻底崩溃。而尤为值得注意的是，宋廷在“铁钱—信用关系—交子”业已崩溃的情况下，把钱引发行量“止如天圣额书放”，且“假四川提举诸司封桩钱五十万缗为成都务本”，通过重新确立交子(钱引)与铁钱之间的信用关系，能使之起死回生;而元朝在至元钞严重贬值后，没有重新确立纸币与银两的价值联系，而是以“纸质钞本”取代银两，却无法挽回至元钞崩溃的命运。两种不同应对措施及其结果，进一步从正反两个方面揭示了纸币与金属货币之间不可分割的价值联系，深刻地反映了铁钱对于交子、银两对于至元钞所具有的价值基准的作用。

　　更进一步，着眼于交子与至元钞的时代差异，我们还清楚地看到，由“价值基准—信用关系—价值符号”构成的货币体系，在宋元之际发生了一个明显而重大的变化：作为价值基准的金属货币，从铁钱变成了银两。也就是说，从发明交子到发行至元宝钞，宋元时期的纸币的价值基准完成了从铁钱到银两的转换。货币体系的基本结构虽然一脉相承，均属于“价值基准—信用关系—价值符号”货币体系。但两宋金元之间，萌发于川蜀地区的区域性货币体系——“铁钱—信用关系—交子”货币体系，最终演变成为了通行元朝全境的“银两—信用关系—宝钞”货币体系。

　　二、北宋熙宁以降纸币价值基准的多样化

　　梳理两宋金元时期纸币的价值基准从铁钱演变为银两的历史进程，首先应回到铁钱交子，从北宋时期纸币价值基准变动的源头说起。川蜀交子是北宋熙宁二年(1069)前唯一的纸币，其价值基准一直是铁钱。熙宁间二年宋廷为解决“公私共苦运铁钱劳费”的问题尝试发行河东交子，其价值基准也是铁钱。但熙宁四年、熙宁七年宋廷两次尝试发行陕西交子，其初始价值却不仅取决于铁钱，而且与铜钱有关。关于熙宁四年的陕西交子，《续资治通鉴长编》载：

　　先是，陕西军兴，转运司患钱不足。沈起请限以半岁令民尽纳铜铁钱于官，而易以交子。候三五岁边事即息，复还民钱。

　　显然，沈起奏行陕西交子，一开始就基于陕西铜、铁钱并行流通的现状，计划在发行交子时既收铜钱也收铁钱。交子的价值基准既有铁钱，也包含铜钱。熙宁七年宋廷又在陕西“复行交子”，并在“商、虢、鄜、耀、红崖、清远铁冶”之地，“即冶更铸折二钱”百万缗“为交子本”。陕西交子的价值基准似乎仍是铁钱。但结合宋廷此时强制规定铁钱、铜钱“相兼一等行用，更无轻重之别”的情况来看，陕西交子实际上通过铜铁钱比价，与铜钱的价值发生了联系。

　　宋廷第一次发行陕西交子前后仅历时3个多月，第二次也仅维持到不到两年。与铁钱、铜钱两种金属货币相联系的陕西交子并未发行成功。可是，熙宁七年前，宋廷曾规定“成都府转运司每年应副熙河路交子十万贯，客人于熙河入纳钱四百五十或五百，支得交子一纸，却将回川中交子务，请铁钱一贯文足见钱”。四川交子移用于陕西，变成了可以收纳铜钱，然后按铜铁钱1比2的比价兑换铁钱的纸币。显然，熙宁年间在陕西新发行纸币，以及四川交子移用陕西，已触及到了纸币价值基准的变动问题。

　　崇观年间，宋廷不仅全面扩大交子使用的地域范围，而且新发行钱引，铸当十大钱、夹锡钱。铁钱、铜钱、交子以及由便钱钞、茶盐钞等组成的信用关系，面临灭顶之灾。而宋廷在纠偏救弊的过程中，则不止一次明确把铜钱变成了纸币的价值基准。

　　崇宁五年(1106)六月，宋廷针对铸行当十大钱导致的货币混乱问题，决定发行小钞收兑铜钱。但小钞发行之后，却作为纸币在铜钱区流通。李埏指出：“小钞也是一种楮币，单位自一百至十贯，行于京师陕西两河以外的铜钱流通路分。”小钞成为第一种明确与铜钱相联系的纸币，成为了铜钱的价值符号。大观元年(1107)宋廷又将四川交子改名“钱引”，以“钱引”作为新纸币统一的名称，其流通范围则超出了四川铁钱区。在四川以外的铜铁钱并行区，钱引再次遇到了同时对铁钱、铜钱两种金属货币作价的问题。对此，《文献通考》载：

　　大观元年，改四川交子为钱引……民贸易十千以上，令钱与引半用。言者谓钱引杂以铜、铁钱，难较其直增损。诏令以铜、铁钱随所用分数比计，作铜钱闻奏。

　　钱引在同时面对铁钱、铜钱的情况下，宋廷明确按铜铁钱在当地行用的比例分别计值，最终折价合并计为铜钱。铜钱既是直接计算铜钱区钱引的价值基准，也是确定钱引价值的最终基准。事实上宋廷官方已将钱引认定为铜钱之“引”。

　　宋廷行小钞收兑铜钱、确定钱引以铜钱计值的时间也不长。大观元年宋廷已宣布停止以小钞收兑铜钱。大观三年废四十一至四十三界钱引后，新发行的第四十四界钱引也“止如天圣额书放，铜钱地内勿用”，且随即“假四川提举诸司封桩钱五十万缗为成都务本，侵移者准常平法”。钱引恢复了单一以铁钱为价值基准的旧制。可是，靖康二年(1127)北宋灭亡，在南宋与金朝的拉锯战中，北宋中叶以来逐步出现的纸币行用于川蜀之外，价值基准多样化的趋势全面展开。不仅这一时期新发行的两种纸币明确以铜钱为价值基准，而且银两也成为了区域性纸币——关外银会子的价值基准。

　　首先，在南宋管辖的秦州和金人扶持的“齐国”辖区，先后出现了两种以铜钱为价值基准的纸币。建炎三年(1129)陕西恢复行使铜钱，川陕宣抚司随军转运使赵开随即主持发行新纸币：“法成都府法，于秦州置钱引务，兴州鼓铸铜钱。官卖银绢，听民以钱引或铜钱买之……民私用引为市，于一千并五百上许从便增高其值，惟不得减削。”至绍兴二年(1132)累计“于陕西创行印造铜钱引，纽计川钱八百三十四万余贯”。赵开在秦州发行的纸币，虽然仍称钱引，但这种纸币的价值基准并非铁钱，而是铜钱。其名称也明确记为“铜钱引”。一年后，天会八年(1130)九月，金人在北宋旧地扶持建立了刘豫伪齐政权。而伪齐刚一建立，即“作楮币自一千至百千”。所作“楮币”的价值基准当为铜钱而非铁钱。建炎、天会间，南宋和伪齐在前后不到一年的时间中，分别发行了新的纸币。新纸币不仅超越了四川铁钱区，而且均以铜钱作为价值基准，是铜钱的价值符号。

　　更重要的是，绍兴七年吴玠在川陕货币区结合部，银两频繁出入川蜀的必经之地——关外，以银两为价值基准发行了新纸币——关外银会子。《建炎以来朝野杂记》记载：

　　关外银会子者，绍兴七年春，吴涪王为宣抚副使，始置于河池(二月丙午)。其法：一钱或半钱，凡一钱银会子十四万纸，四纸折钱引一贯。半钱银会子十万纸，每八纸折钱亦如之。初但行于鱼关及阶、成、岷、凤、兴、文六州，岁一易，其钱隶军中。武安薨，遂属计所。十七年七月，复造于大安军，再岁一易。乾道四年四月，始增一钱银三万纸。九月行于文州。其后稍益增，迄今每二年印给六十一万余纸，共折川钱引十五万缗。

　　银会子不仅以银名，而且价值标准采用了银两的重量单位，分别以“一钱”“半钱”计值。在凤翔民众“相与夜输刍粟助之，(吴玠)偿以银帛，民益喜，输者益多”的条件下，其价值基准既不是铁钱，也不是铜钱，而是银两。值得注意的是，银会子的面额却不以“两”计，而只有“两”以下的“钱”“半钱”两种。其主要功能并非用于兑换现银，而是将银两等分为“钱”(十分之一两)、“半钱”(二十分之一两)，代表小额银两进入市场流通。

　　至此我们看到，从熙宁四年新发行陕西交子开始，特别是北宋末发行小钞、规定钱引以铜钱计值，新纸币的价值基准已不限于铁钱，出现了对铜钱作价的现象。纸币价值基准随着纸币种类的增加和行用区域的拓展，突破了单一使用铁钱的旧例，出现了日益多样化的趋势。而接下来在宋金战争中，纸币行用区域进一步拓展，纸币价值基准的多样化全面展开。南宋建炎三年发行的秦州铜钱引、金朝天会八年伪齐发行的楮币，相继成为铜钱的价值符号;而绍兴七年南宋发行的关外银会子，则以银两作为价值基准。宋金纸币价值基准的演进，迈出了具有决定性意义的第一步。

　　三、宋金对峙时期纸币价值基准中的铁钱、铜钱与白银

　　前述纸币价值基准的多样化，主要发生在北宋与西夏和金朝交战以及北宋末年政局动荡的非常时期。可是，绍兴九年宋金议和，双方对峙并存局面形成后，北宋以来纸币价值基准多样化的趋势却并未止步。除关外银会子因关外之地在宋金间易手而不见于记载外，宋、金双方在对峙中仍继续以铜钱为价值基准发行新纸币。其中钱引、会子、交钞等三种最主要的纸币，既分别以铁钱或铜钱为价值基准，又与银两联系在了一起。

　　首先，绍兴年间四川钱引发行量急剧增加，官府“称提”钱引的铁钱，已难以单独支撑钱引的币值。绍兴三十一年十月，总领四川财赋王之望称：

　　蜀中交子，祖宗时止一百二十余万道，皆有称提见钱。今节次增添钱引，凡四千一百四十七万余道，只有铁钱七十万贯。其所以流通者，盖缘盐酒等物阴为称提。

　　宋廷财政中的盐酒专卖的收入，实际上发挥了支撑纸币价值的作用。值得注意的是，四川盐酒专卖收入不仅有铁钱，还有银绢。银两长期是蜀盐之利的价值载体。银两和绢帛由此加入到了支撑纸币币值的行列中来。而早在绍兴十年五月，川陕宣抚副使胡世将不仅“以制司称提钱收籴兴元米麦”，而且“又起制司称提库金一千五百两、银十七万四千余两……赴鱼关”。四川制司“称提库”中的金银，已被用来“称提”钱引，发挥了维持钱引币值的作用。

　　钱引在继续以铁钱作为价值基准外，通过财政渠道与金银绢帛乃至“盐酒”等禁榷商品的价值发生联系，对扩大纸币发行量产生了重要支撑作用。但这也导致了纸币价值基准的复杂化，使钱引的发行失去了刚性约束，规模持续扩张，而与铁钱的比价却不断下降。嘉泰末，钱引发行量“视天圣祖额至六十四倍。逮嘉定初，每缗止直钱四百以下”。开禧北伐的失败，又进一步加剧了钱引的贬值。宋廷被迫以金银度牒以及新铸当五大铁钱收兑钱引。其中，嘉定元年(1208)冬收兑第九十界钱引，所用“帑金三万两、银一百五十万两”，分别占所支金银度牒总数的13.85%、71.54%。嘉定三年四川总领所收兑第九十一界钱引“皆以金银品搭，率用新引七分，金银三分”。而嘉定元年至三年专门铸以称提钱引的铁钱，总额却不过30万贯。正如李心传所言：“向使计司非桩积金银之富，又安能收冗滥不行之券乎?”金银在称提引价中的作用，不仅远非度牒可比，而且超过了铁钱。

　　除钱引之外，南宋在绍兴三十年中，相继发行了临安官会和行在会子两种新纸币。其中，绍兴三十年二月至六月间，临安知府钱端礼将民间便钱会子“夺其利以归于官”，改造为以铜钱为价值基准的临安官会，“桩见钱，于城内外流转，其合发官钱，并许兑会子，赴左藏库送纳”。而临安官会成功发行后，当年六月宋廷又采纳钱端礼的建议，发行“行在会子”。《建炎以来系年要录》载：绍兴三十年六月庚戌(三日)：

　　用右文殿修撰、知临安府钱端礼议，复令榷货务给降诸军见钱公据关子三百万缗，为楮币张本。淮东总领所四十万缗，淮西、湖广总领所各百二十万缗，平江府、宣州各十万缗。听商人以钱银中半请买。

　　显然宋廷此举并非简单地增发临安官会，而是发出公据、关子，以“钱银中半”收兑总价值计300万缗的银两和铜钱(各150万)，并以此为价值基准，发行与临安官会不同的新纸币——行在会子。3个月后，宋廷任命钱端礼权户部侍郎兼临安知府，统筹主持榷货务出纳与纸币发行事宜。十二月乙巳(一日)，高宗从钱端礼之议，令“左藏库应支见钱，并以会子分数品搭应副”，与此前“临安府印造会子，许于城内外与铜钱并行”有明显区别的“行在会子”正式行用，“东南会子自此始”。显然，新发行的行在会子(亦即东南会子)的价值基准包含铜钱，但与银两已不无关系。

　　值得注意的是，《文献通考》在记述绍兴三十一年“二月，诏会子务隶都茶场”后，还对为何将会子务设于都茶场做出了这样的说明：“正以客旅算请茶、盐、香、矾等，岁以一千万贯，可以阴助称提，不独恃见钱以为本，又非全仰会子以佐国用也。”都茶场每年1千万贯禁榷商品的价值，也发挥了确定会子发行量、维持会价，“阴助称提”的作用。会子在铜钱、银两以及都茶场榷货价值的支撑下，发展成为南宋行用范围最广的纸币。而乾道、淳熙间宋廷先后两次尝试以金银收兑甚至设法取代会子的努力，还进一步强化了银两与会子的价值联系。乾道三年(1167)初，宋廷“降内藏、南库银各百万两”收兑会子，出现了“银直既低，军士患其折阅”的问题;淳熙元年(1174)底，孝宗再次尝试收回全部会子，却“缘朝廷以金银收换会子桩管不用，金银价低，军人支请折阅，所以思用会子”而作罢。银两与会子之间的比价，开始成为判断会子币值，甚至决定会子存废的重要依据。

　　与南宋发行临安官会类似，金朝贞元二年(1154)发行交钞，“拟见钱行使”，“许人纳钱给钞，河南路官私作见钱流转。若赴库支取，即时给付，每贯输工墨钱十五文”。显然，交钞的价值通过“纳钱给钞”与铜钱相联系，是铜钱的价值符号。可承安二年(1197)交钞出现较大幅度贬值时，金朝铸行承安宝货，“与钱兼用，以代钞本”。明确承安宝货以“每两折钱二贯”的比价，收兑交钞。虽然承安宝货因“恐民用银而不用钞”以及盗铸烽起，于承安五年十二月停铸，但发以银两收兑纸币、提升交钞价值的效果，却比南宋乾道淳熙收兑会子、嘉定称提钱引更为明显。以至泰和元年(1201)六月，通州刺史卢构言：“民间钞固已流行，独银价未平：官之所定每铤以十万为准，而市肆才直八万。盖出多入少故也。”大规模以银两收兑交钞后，金朝也出现了钞贵银贱现象，银钞比价也由此成为判断交钞币值的重要指标。

　　不仅如此，金廷随后实行的一系列货币政策，更直接促成了纸币价值基准的转换。其一是泰和四年“铸大钱一直十，篆文曰泰和重宝，与钞参行”。以虚价大钱提高货币标准，进一步加剧铜钱藏而不出，退出流通;其二是贞祐二年(1214)发行面额达“二十贯至百贯”以及“二百贯至千贯”的交钞，全面加剧了纸币急剧贬值;其三是贞祐三年四月，在“钞每贯仅直一钱，曾不及工墨之费”情况下，宣布“罢铜钱，专用交钞银货”。铜钱失去了法定货币的资格。于是，金廷随即于同年七月“改交钞名为‘贞祐宝券’”，发行以银两为价值基准的新纸币。显然，“宝券”已非交纳铜钱取得的钞据——交钞，而是与银两——“宝货”为价值基准的纸币。银“宝券”取代了铜“交钞”。

　　此后，金廷发行的“贞祐通宝”(自百至三千等之为十)、“兴定宝泉”，尽管仍以“贯文”为单位，但却明确规定与银两等值：贞祐通宝“四贯为银一两”，兴定宝泉“每贯当通宝四百贯，以二贯为银一两”。天兴二年十月，金廷撤出南京，在蔡州发行新纸币“天兴宝会”，其价值标准干脆明确采用银两的重量单位：“自一钱至四钱四等，同见银流转。”金末纸币的价值基准已不是铜钱，而是银两。

　　显然，钱引、会子、交钞作为宋金对峙时期最重要的三种纸币，不仅分别以铁钱、铜钱作为价值基准，而且与银两、绢帛乃至禁榷商品的价值相关联。纸币的价值基准日益复杂化。这既为宋金双方大幅度扩大纸币发行规模提供了价值保障，也打开了两朝超量发行纸币的闸门。此后，宋金两朝不断扩大纸币发行量，并反复以铜铁钱、金银绢帛、度牒官告等收兑纸币，维持纸币价值。而银两在其中的作用日益凸显，银两与纸币的比值开始成为反映纸币价值的重要方式，甚至成为决定纸币存废的重要因素。而不无戏剧性的是，南宋绍兴七年发行的关外银会子，虽然在嘉定元年以后不见于记载，可七年后金朝却把铜“交钞”改成了银“宝券”，在全境范围内新发行了以银两为价值基准的“贞祐宝券”。从南宋关外银会子到金朝贞祐宝券，以银两为价值基准的纸币隐而复现，发行使用的数量和范围全面扩大。纸币价值基准的银钱替代取得了新的重大进展。

　　四、南宋与蒙元对峙时期银两主导地位的确立

　　宋金对峙时期，铜铁钱的地位和作用已受到了严重动摇。而接下来的南宋与蒙元对峙时期，不仅南宋辖区铜钱、铁钱在纸币价值基准中的作用进一步消退，川蜀铁钱钱引为银会子取代，东南会子行用的地区则新发行了金银关子;而且接管金朝旧地的蒙元朝廷，也继承了金朝废罢铜钱、以银代钞本的历史遗产，并在一度以丝绢和银两作为价值基准发行新纸币之后，改而单独以银两作为价值基准发行中统元宝交钞，统一区内纸币。元朝南下平宋，最终在全境统一以银两作为价值基准，单一行用银钞的条件全面成熟。

　　首先，就南宋辖区的钱引、会子来说，在纸币价值基准多样化、复杂化的条件下，精准把握银钱楮三种货币的数量，并使之与货币需求量相一致，是一个几乎不可能实现的目标。而南宋在财政压力下超量发行巨额纸币，更导致了纸币的全面贬值。其中，嘉熙四年(1240)南宋第十七、十八界会子合计达6.5亿贯，创下了“东南会子见于记载的最高发行额”。而景定二年(1261)“官盐买价每斤不过二百文旧会，实则不过十一文见钱”。四川钱引在宝祐三年(1255)三料并行总额超过了16亿贯，“第一料四百贯”只折银会4贯，“止该十八界会八百文”。尤为值得注意的是，两种主要纸币长期而持续的贬值，使之只能按低于面额的币值行用，还直接挤压了铜、铁钱的使用领域，加剧了铜、铁钱退出流通。

　　不仅如此，南宋虽然没有宣布废罢铁钱、铜钱，但在铸币成本居高不下、销钱铸器有利可图的情况下，被迫持久地减料铸钱。100文以下的铜铁钱，以虚价大钱乃至“钱牌”的方式进一步符号化。延至淳祐年间，官铸铜钱、铁钱均出现了以一当百的大钱。其中铜钱有小平钱、折二、折三以及当百大钱，铁钱“只有一种当百钱”。而当百铜、铁钱的实际重量却只有12.5克—42.9克、7.7克—11.9克。“百文”铜铁钱的实际重量只相当于足值钱币3文—5文。于是，“近来州县权时施宜，或为纸帖子，或为竹木牌，或作五十文，或作一百文，虽不可通行，而各处行之便”。不少地区把贯文单位印刻在纸帖、竹木上，也能用于数百、数十文的交易。足值铁钱、铜钱全面退出流通，“贯文”与铜、铁钱的枚数和重量无关，变成为了脱离铜、铁钱实体的货币单位。

　　在纸币贬值并替代铜铁钱、“贯文”单位与铜铁钱分离的情况下，南宋后期“楮弊而钱亦弊”“铜钱寖少，楮券寖轻”之势已无可挽回。铜铁钱与纸币之间的价值联系全面瓦解。于是，宋廷面对历年超量发行的巨额纸币，尝试将纸币的价值基准改为银两，以挽救楮币的命运。

　　宝祐二年，宋廷首先在四川印行以银为名的新纸币——银会子，“以一当百，一时权以济用”。“自宝祐二年至宝祐四年正月两年之间，乃共造二千八百万八十六石(百)七十贯”。新发行的纸币不仅以“银会”为名，而且“银一两虽曰七千五百引，实计银交七千(十)五贯”。其货币价值改用银两表示，成为银两的价值符号。继而宋廷在两年多的时间中，用银会收兑钱引，川蜀纸币的价值基准完成了从铁钱向银两的转换。

　　对于东南会子的超量增发和急剧贬值，宋廷首先沿用以金银收兑会子的办法，在绍定六年(1233)至端平二年(1235)间再一次“称提”会子。其中，仅“在京十局共支过金九万一千八百三十余两，银二百一万六千九百余两，诸州品搭之数不与焉”。所用银两之数创下了南宋收兑纸币的最高历史记录。继此之后，宋廷又于景定五年(1264)十月发行新纸币——金银见钱关子，“以一准十八界会子之三，十七界废不用”。金银见钱关子面额仍保留“贯文”单位，且以“每百七十七足陌”的省陌计算。但这种新纸币以金银见钱为名，把纸币的价值与金银联系在了一起。而继续保留下来的十八界会子，也通过3：1的比价，与金银见钱关子及银两的价值相联系。

　　与南宋对峙的蒙元政权，早在灭金的过程中就广泛以银为币，直接继承金朝使用“锭”以及“两、钱、分”货币单位的历史遗产，继续发行纸币，却没有恢复用钱。窝阔台在灭金后的第二年(1236)即“诏印造交钞行之”。对此，耶律楚材建议“今印造交钞，宜不过万锭”。所行交钞的价值基准是以“锭”计量的银两。此后，蒙元时期虽然也曾以丝绢为价值基准发行过丝钞等纸币，但至迟宪宗元年(1251)史楫在真定“请立银钞相权法”，明确以“法”的方式规范银钞关系，收到了“度低昂而为重轻，变滞涩而为通便”的效果。中统元年(1260)忽必烈主持发行“以丝为本”的“交钞”不到3个月，旋即改为发行主要以银两为价值基准的新纸币——中统元宝交钞，并以之收兑统一了蒙元辖区的其他纸币。对此，王恽《中堂事记》载：

　　省府为发下中统元宝交钞榜省谕随路。其文曰：省府钦依印造到中统元宝交钞，拟于随路宣抚司所辖诸路，不限年月通行流转……如有诸人赍元宝交钞，从便却行赴库倒换白银物货，即便依数支发，并不得停滞。每两止纳工墨钞三分外，别无克减添搭钱数。照依下项拟定“元宝交钞体例”行用。如有阻坏钞法之人，依条究治施行。据此，须议出给者：

　　一诸路通行中统元宝，街下买卖金银、丝绢、段匹、斛斗一切诸物，每一贯同钞一两、每两贯同白银一两行用，永为定例，并无添减(壹拾文、贰拾文、叁拾文、伍拾文、壹伯文、贰伯文、叁伯文、伍伯文、壹贯文省、贰贯文省……)。

　　一各路元行旧钞并白帖子，止勒元发官司、库官人等，依数收倒，毋致亏损百姓。须管日近收倒尽绝，再不行使。

　　中统钞以“贯文”为单位，可“从便却行赴库倒换白银物货”，仍是金属货币的价值符号。但与中统钞相互倒换的不是铜钱、铁钱、丝绢，而是银两。正如陈高华、史卫民所言：“中统钞是和白银相联系的。”为了与市场交易中仍旧使用但实际上已脱离了铁钱铜钱的“贯文”单位对接，元宝交钞继续借用“贯文”单位，并按金朝以来银1两兑钞2贯的比例，确定“贯文”与银两价值的对应关系。而以中统钞“依数收倒”“元行旧钞并白帖子”，还把此前发行的丝钞以及藩王、世侯分别发行的各种纸币，悉数收兑，不再行用。元宝交钞成为蒙元辖区以银两为价值基准的通用纸币。

　　至此我们看到，南宋与蒙元对峙末期，南宋行用时间最长、发行量曾高达16亿贯的钱引，在宝祐二年至四年间已用新发行的银会收兑完毕;行用范围最广、发行量超过6亿贯的会子流通区，于景定五年新发行了金银见钱关子，继续保留下来的十八界会子也通过与金银见钱关子的固定比价，与银两的价值相关联。蒙元取代金朝后，不仅继续用银行钞而没有恢复铸行铜钱，而且通过发行中统元宝交钞，把“银钞相权”推行到了辖区全境。在南宋宝祐—景定(1253—1264)、蒙元宪宗—太祖朝(1251—1260)前后10多年的时间中，南宋和蒙元发行的新纸币，不约而同地变成了银两的价值符号，银两成为了中统钞、银会子、金银见钱关子共同的价值基准。因此，元朝统一南方后随即在“江淮等处颁行钞法，废宋铜钱”。至元二十四年(1287)更颁布至元钞法条画，主要以银两为价值基准，发行了至元通行宝钞，确立了“银钞相权”且“禁银行钞”的货币流通格局。宋元时期纸币的价值基准，彻底完成了从铁钱、铜钱、丝绢向银两的转换。

　　五、纸币价值基准转换的内在原因及其影响

　　纸币作为官府发行的信用货币，其价值基准由官方筛选确定。两宋金元纸币价值基准的转换，显然可视为官府制定实施货币政策、财政政策的直接结果。在这一意义上，纸币价值基准的转换，既是两宋金元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针对所面临的货币问题、财政问题，因时因势，成功制定和实施相关政策的结果;也是两宋金元反复尝试，甚至以巨大的损失和灾难为代价，总结失败的教训，适时改弦更张纠偏除弊，调整财政、货币政策的结果。但在两宋金元货币政策成败得失的背后我们还看到，中唐以降的货币符号化与白银货币化，则构成了这一时期推动货币流通格局演进的两条主线。这两条主线交叉汇流，相互影响，在更深层次上决定着纸币价值基准从铁钱向银两转换，是纸币价值基准发生变动和转换的内在原因。

　　一方面，晚唐五代以降，贱金属货币的符号化全面展开。铜(铁)钱越来越普遍地借助飞钱便换、钞引关会乃至钱牌等信用符号，在特定的区域市场上完成价值的转移和让渡。两宋金元时期的各种纸币，正是这一时期货币符号化的高级形态。北宋时期，除了川蜀区域市场上铁钱交子直接发展成为纸币之外，便钱钞、见钱公据等则是铜钱的初级价值符号，在财富转移让渡中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至道末，商人入便钱一百七十余万贯，天禧末增一百一十三万贯”。元丰六年(1083)四月宋廷以“每道止以十万缗为率，仍加息一分”的方式，用见钱公据把100万缗钱一次调拨到了熙河兰会路。以此为基础，北宋末年在铜钱区也衍生出了更为高级的价值符号——以铜钱为价值基准的纸币。纸币的价值基准在铁钱之外，增加了铜钱。也就是说，交子的发明，交子发明后出现的多种纸币，以及随之而来的纸币价值基准的多样化，均是这一时期铁钱、铜钱符号化的产物。

　　另一方面，宋金时期白银从商品变成了货币，白银货币化逐步完成。取得货币资格的白银也加入到了货币符号化的进程中来，白银货币化与货币符号化两条主线随即相互交织，互动汇流。早在乾兴元年(1022)三月，宋廷“出内藏库银二十万两、钱三十万贯下诸路，又出钱三十万贯下三司。许商人入便于河北，助给军费”。白银参与便钱，与铜钱一道用于兑便，借助信用手段参与货币流通已是大势所趋。而南宋关外之地道路艰辛、运送钱物成本工费不赀，长期是四川与河西走廊及蕃部之间茶马银绢贸易的重要中转站，是四川与陕西、汴京之间商贸往来、财赋转输以及贩运银两的主要通道。因此，南宋初年关外之地军需浩大，铜铁钱搬运铸行极为不便的矛盾全面激化，以价值重大而便于转输的银两为价值基准，以纸质价值符号代表白银行用的新纸币——关外银会子应运而生。而南宋和金朝行用的钱引、会子、交钞等3种主要纸币，也在货币符号化与白银货币化交汇之际，不约而同地与白银的价值发生了联系。

　　货币符号化与白银货币化的互动汇流，全面壮大了纸币的价值基准，大幅度提升了宋金时期货币供给水平。更重要的是，纸币与银两、铜(铁钱)不仅各有优势，而且行用领域互有重叠，不同程度面临着相互替代的问题。铁钱、铜钱和银两履行价值尺度职能，而且主要以货币贮藏的方式保障纸币价值;纸币代表铜钱和银两履行流通手段职能。不同货币发挥各自优势侧重履行一种或几种货币职能，组合为新的货币体系，成为在互补与竞争的对立统一中优化货币资源配置的基本方向。因此，乾道六年南宋“臣僚”已清楚地意识到：“楮币可行于无事之时，而不可行于有事之际。或边方有风尘之警，则楮币难行，银价增贵，见钱必出，以银代钱，无往不可”，建议非泛支出“并以楮币行使”，同时“广行收买”桩管银两，以备“缓急支用，以代楮币”。这实际上构成了后来宋金蒙元货币政策的重要内容，反映了钱、银主要藏于府库，储于民间，纸币以钱、银为价值基准充当交易媒介，优化配置货币资源的发展趋势。

　　纸币的价值同时与铁钱、铜钱、银两等金属货币的价值相关联，却与货币统一衡量商品价值的本质相冲突。铜铁金银之间的比价以及纸币印行数量等因素的变动，都将引发整个货币体系的危机。而在纸币与银两、铜(铁)钱相互替代，银两价值长期稳定而纸币不时超额增发的情况下，铜、铁坑冶采炼成本持续上升，币材与铸器需求冲突，铜铁金属价值长期高于铜铁钱币面价值的问题长期持续，甚至愈演愈烈。铜钱“销钱为器，未始无法也，而获利十倍，人竞趋之，所在公行”。铁钱也“官费本钱倍于息，且鼓铸有限而民间鉟销无穷”。银钱楮货币组合中，铜铁钱数量锐减，行用领域收缩甚至逐步退出流通;银两则反复、大量用于收兑多种纸币以维持其价值，直接进入市场流通，逐步成为可通约、比较不同纸币价值的标准。于是，从贞祐三年到中统元年的近半个世纪中，地域不分南北东西，朝廷不分宋金蒙元，最终都放弃铁钱、铜钱，将纸币的价值基准锁定为银两，在以银两“代钞本”的同时，借助纸币解决“市肆交易唯用见银，而畸零尤难”的问题。纸币价值基准在元朝平南宋前夕，总体上已完成了从铁钱、铜钱到银两的转换。元朝最终得以按多种纸币共同的价值基准——银两为依据，成功发行新的通用纸币——至元通行宝钞。

　　此外，两宋金元纸币价值基准的转换，对此后纸币的盛衰发展以及货币流通格局演进产生了重大而深刻的影响。

　　首先，两宋金元纸币从川蜀铁钱交子肇始，近300年后变成了“通行宝钞”。纸币以银两为价值基准，突破了市场层级和地域空间的限制，发展成为元朝全境各级市场上通行的交易媒介。不仅从和林、至畏兀儿、西藏、云南到江南，全国各地市场上广泛行用宝钞，而且大额批量商品交易和价值1厘的细碎交易，均可以用等值的纸币来完成。在官方的制度规定中，纸币成为“适千里者如在户庭，之万里者如出邻家”的市场上，最便捷的交易工具。古代纸币史进入了宝钞全面通行的鼎盛期，甚至已足以直观地令人产生元朝超常规地行用单一纸币的印象。

　　然而，作为以银两为价值基准的纸币，至元通行宝钞既不能脱离银两单独行用，又不能与银钱并行流通。常态化、制度化的全面确保银两与宝钞的价值联系，充分发挥银两作为纸币之锚的作用，并且仅把银两作为价值基准藏而不用，切实有效地禁止银两进入流通，避免铜钱废而复行，成为稳定纸币价值、保障纸币通行的基本前提。尽管元朝对此高度重视，相关货币政策也曾在部分地区取得了较好的效果。《伊本·白图泰游记》记载了这样的情景：“中国商人惯于将所有的金银熔铸成锭。每锭重一堪塔尔左右，置于门框上面”，“中国人交易时，不使用金银硬币。他们把得到的硬币，如上所述铸成锭块。他们交易时却使用一种纸币……如有携带金银硬币去市上买东西者，则无人接受。”可是，纸币特别是零钞很难持久深入地在边远市场、乡村市场上等值兑换银两，元廷继续发行零钞也面临着如何应对成本高于币值的问题。而元朝中后期平准库不再买卖兑易银钞，纸币与银两的价值联系不断弱化，银禁、钱禁政策松弛，银两和历代旧钱、私铸铜钱逐步恢复流通，纸币行用的领域和空间缩小，元廷的印行量也已出现了日渐减少的趋势。按至元钞折为中统钞计，皇庆元年(1312)至至顺三年(1332)21年累计印发纸币99 736 030锭，年均4 749 335锭。年均印发数量减少为至元二十四年(1287)至至大四年(1311)25年年平均数的87.9%。而元顺帝至元六年(1340)二月更“诏权止今年印钞”。至正二年(1342)十二月，再一次“住造明年钞本”。元廷财政并不宽裕，可发行纸币的“热情”消退，纸币最终退出流通只是时间迟早的问题了。

　　不仅如此，纸币价值基准的转换完成后，至元通行宝钞业已成为银两的价值符号，代表银两价值并以银两标准行用。从白银的角度来说，这首先意味着银两虽然藏而不用，但实际上就像金块本位制中的黄金一样，在货币体系中发挥基准定价作用，履行着货币的价值尺度、大额决算支付和价值贮藏职能。纸币仅仅是银两的价值符号，在市场交易中履行流通手段和部分支付手段职能。而纸币的最小单位等值于1厘白银，还在白银以“两”为基本单位的条件下，使白银货币标准通行于价值量低至1厘的细碎交易中。锭、两、钱、分、厘的银两标准，全面完整地覆盖了1厘以上的各种交易，货币标准白银化的深度和广度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如果说宋金对峙初期“在白银货币化初步实现之时，开始孕育着货币白银化的开端”的话，纸币价值基准转换的完成，则标志着白银全面取代铜钱、铁钱，在整个货币体系中全面取得了基准定价地位，货币白银化最为关键的环节——货币标准的白银化业已实现。而在铜钱、铁钱相继废止之后的货币流通格局中，整个货币体系的价值标准完成了从铜钱标准向银两标准的转换，银两标准在货币制度的层面成为了法定唯一通行的货币标准。中国货币史由此辞别了历时1000多年的铜钱时代，进入到了此后为时近700年的白银时代。

　　六、结论

　　交子和至元钞是宋元时期市场发展进程中出现的两种信用货币。二者成功发行的时间虽然先后相距近300年，但两种纸币的币值均通过信用关系与金属货币相联系。也就是说，两种纸币均是金属货币的价值符号，金属货币是两种纸币的价值基准，信用关系则是把价值基准(金属货币)和价值符号(纸币)联系在一起的纽带。三者共同结成了“价值基准(金属货币)—信用关系—价值符号(纸币)”的货币体系。但从北宋交子到元朝至元钞，纸币的价值基准从铁钱变成了银两，由“铁钱—信用关系—交子”组成的货币体系，相应变成了“银两—信用关系—至元钞”组成的货币体系。

　　按时间顺序梳理纸币价值基准从铁钱转换为银两的源与流，我们进一步看到：元朝成功发行以银两为价值基准的至元钞，并非无源之水，无本之木。纸币价值基准从铁钱演变为银两亦非一蹴而就。自北宋熙宁以降，纸币种类增加，流通范围扩大，纸币的价值基准在铁钱之外先后新增铜钱、银两乃至丝绢。继此之后，在宋金对峙、南宋与蒙元对峙的一个半世纪中，纸币与金属货币的关系日益复杂，而银两的地位和作用不断提升，逐步取代铁钱、铜钱和丝绢，成为金朝贞祐宝券、蒙元中统元宝交钞、南宋四川银会、金银见钱关子等多种纸币共同的价值基准。于是，元朝平南宋后，于至元二十四年以银两为价值基准发行的至元通行宝钞，成为通行元朝各地、各层级市场的法定交易媒介。

　　纸币的价值基准之所以发生这一重大变化，从货币体系演变发展的长期趋势来看，其主要原因是中唐以降货币符号化与白银货币化相互交织，铁钱、铜钱、丝绢与银两等多种货币及其价值符号既相互替代，优化货币资源配置，组合形成特定货币流通格局的结果。而纸币价值基准从铁钱、铜钱、丝绢向银两的转换，还奠定了此后纸币发展兴衰以及货币流通格局演进的基本方向，在货币史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货币标准白银化的完成，则标志着古代货币史由铜钱时代演进到了银两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