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的《以学术为志业》和《社会科学方法论》等著作提出，价值中立是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必须遵守的方法论准则，也是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客观性的重要保证。但是，哲学社会科学能否做到绝对的价值中立?包含一定价值关怀的研究一定不具备客观性吗?其中答案值得深思。

　　“价值中立”不是韦伯的首创，其可以上溯到英国哲学家休谟坚持的事实与价值、实然与应然的二分法，后经康德的“理性批判”而把自然科学与道德科学、形而上学区分开来。李凯尔特、文德尔班受康德影响，他们在康德二分法的基础上，进一步严格区分所谓的“物质科学”和“文化科学”。李凯尔特等人所谓的“文化科学”，发展为现代哲学社会科学。

　　韦伯深受文德尔班、李凯尔特的影响，认可哲学社会科学是对人的社会行为的研究，而人的社会行为充满着目的、意义和动机。因而对社会行为的意义、目的和动机的理解，是社会科学研究的基本方法。但是，韦伯为了使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具有某种客观性和所谓的“科学精神”，提出了前面所述的价值中立/价值无涉原则。这一原则的提出，对现代文学、史学、哲学、社会学、人类学、政治学等学科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可以说，哲学社会科学“价值中立”的提出是由于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遭受自然科学研究的“挤压”和“激励”双重影响的结果。所谓“挤压”，即自然科学凭借其特殊的研究对象及方法，在探索自然的真相道路上走得殊为成功。而哲学社会科学因缺乏客观性、不可重复与不能数量化，往往被轻视甚至嘲弄。在这一危机下，追求客观真相的人文研究，其合法性地位处境堪虞。所谓“激励”，是指某些学术领域(如经济学、社会学等)在汲取自然科学的原理、方法后，相关研究也取得一定进展，激发了研究者的抱负和自信心。他们认为，通过客观研究同样可以获得哲学社会科学世界的“万有引力定律”。为此，他们标榜“价值中立”，就是在学术研究中搁置立场、价值、情感上的“预设”，单纯以逻辑推理和材料证据得出结论，并想当然地认为，越是“无色彩”的研究，其得到的真相越是客观。

　　实际上，人类思考与社会变迁是同步的，而学术研究与现实关怀也始终是一对相契相生的共同体。陈寅恪认为，“诗若不是有两个意思，便不是好诗”。即好的诗有“二义”，一是诗本身之义，二是作者所寄寓于其间的时代之关怀。文学、史学、哲学等哲学社会科学的研究也有二重性：一是所研究对象的历史真实，二是作者的价值关怀。正如韦伯所言，人是探寻“意义”的动物，是悬挂在自己编织的意义之网的动物。“意义”对于人很重要，对于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者更是如此。

　　一方面，哲学社会科学的研究对象本身就是意义丰富的行动和事件。相对于自然科学领域可测量、可实验、可分析操作的物质化的研究对象，哲学社会科学的研究对象是活生生的“人”的活动。而“人”，除了是物理化学意义上的肉体结构之外，还是有喜好、厌恶、希望、目的、欲求等情感和动机的思想与行为的主体，其行动或事件是有“价值预设”的。不仅如此，人的“意义”往往具有某种主观性。从空间上看，这种主观性还随着生活的地理、阶层、风俗、习惯、文化、宗教信仰有很大的不同。若再叠加上时间方面的生理年龄、时代变迁等因素，就愈加错杂多样。尤其是文学、艺术、哲学、宗教等领域的行为者和事件的主体更属于“意义敏感群体”，他们的“意义”更加复杂、多变。

　　另一方面，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者本身极富意义。科学研究者可以在实验室里冷静地研究一个细胞的结构。而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者对社会现象的研究，或多或少都有一定的社会关切，其研究动机、研究对象和研究视角的拣选、研究目标的制定，都具有一定程度的主观性。德国社会学家卢曼说，学术研究对象的“选取”本身是一件意义非常繁复的行动。选取的另一面的历史被刻意遗忘，虽然不必然与时代有关，但是无可否认的是，常常有着时代的影子。

　　可以说，对研究对象的价值关怀作同情理解并将之揭示出来，才是真正的客观性研究。当然，如何在同情理解中避免误解甚至以己度人，仍是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保持客观性问题的最大挑战。或许，伽达默尔的“视域融合”理论不失为一种值得参照的路径。“视域融合”理论是关于认识和理解的方法论。“视域”是指特定处境或境域中的眼界和观点，是人认识和理解过程中所持的“前见”。“视域融合”理论的突出特色，就是承认理解者从自身特定的观点或“前见”出发进行理解的合理性和必要性。伽达默尔认为，在理解过程中存在着两种不同的视域：一是理解者自己特定的视域，二是文本所处的历史的视域。“视域融合”的实质是通过理解者与文本之间的对话，超越自身的有限视域，促使对话的双方达到一种新的统一和共识。“视域融合”不仅是历史与现实的融合，也是理解者与被理解的文本之间的融合。按照“视域融合”理论，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者有自己特定的观点和价值关怀，而哲学社会学术研究对象——“文本”也有特定的观点和价值关怀。研究者对学术研究对象的理解过程，就是研究者与学术研究对象二者之间的对话过程。正是在这种对话的整体视域中，可能造成前见被重新审视甚至被修正，从而达到研究者的视域与文本的视域的一致性和重叠共识，进而成为学术研究客观性的保证。

　　（作者系浙江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