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是一个人口众多、地域辽阔、民族学资源极其丰富的国度。这种国情不仅为民族学的学科发展提供了广阔的田野，而且为民族学研究提出了繁重的任务。20多年来，正如其他学科一样，民族学研究也是在恢复和接续原有的学术传统、密切联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实际的科学研究实践中不断发展的。

　　继往开来，交流开放，推进学科建设和发展

　　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民族学研究在50年代开展的少数民族社会历史和语言文字调查的基础上，陆续推出了《中国少数民族》、《中国少数民族简史丛书》（55本）、《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简志丛书》（57本）、《中国少数民族自治地方概况丛书》（140本）、《中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资料丛刊》（148本）等总计400多本、约8000万字的系列丛书。这是一项浩大的工程，它不仅为世人提供了系统、翔实的少数民族资料，而且为中国民族学研究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与此同时，在民族学研究、教学机构不断完善的基础上，民族学界的各类专业性学会纷纷建立，为民族学界（包括港台）广泛的学术交流创造了条件。从80年代开始，中国的民族学研究开始走向世界，在国际人类学、民族学联合会举办的全球性学术交流活动中，来自中国的民族学专家学者的声音日益受到重视，专业性的交流与合作也越来越广泛，在中国举办的各种类型的民族学国际会议也逐年增多，并在2000年成功地举办了国际人类学、民族学中期大会，第一次比较全面地向国际社会展示了中国民族学研究的发展和成就，扩大了中国民族学研究在世界范围的影响。在此期间，有关民族学的基本理论研究和各类学术成果层出不穷，大量的国外民族学著作也不断译介到中国，为中国民族学研究的理论发展、方法借鉴和学术规范提供了更为广阔的学术视野。因此，在90年代中期以后，中国民族学研究的学科性发展步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民族学、人类学（主要是文化人类学或社会文化人类学）在相辅相成的并轨中逐步实现着包括历史、语言、政治、经济、文化、社会以及蒙古学、藏学、古文字等专门学问的整合，正在形成中国民族学研究的综合性学科特点和建立本土优势的基础，同时相关分支学科的发展也取得了显著的成就。近些年来，中国传统的各层级民族研究所等科研机构，纷纷更名为民族学研究所，体现了学科建设规范性发展的现状和走向。

　　深入田野，加强应用，服务于少数民族地区社会稳定和经济文化发展

　　民族学研究是建立在实地调查基础上的学科，也就是通常所说的田野工作。从学术的角度讲，民族学需要深入研究对象的基层社会组织，通过观察、访谈、参与来详尽地记录和描述其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进而为阐释其文化特征和探讨社会发展规律提供坚实的实证基础。但是，作为科学研究的目的来说，描述事物“是什么”和解答“为什么”并不意味着工作的结束，对“怎么办”提出思路和建议同样是学者的职责。尤其对于分布在几乎整个中国陆路边疆和占国土面积60％以上的少数民族聚居地区而言，迥异的自然地理环境及其所生成的多姿多彩的文化不仅仅意味着丰厚的学术研究资源，而且关系到整个国家的社会稳定、民族团结、经济发展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成败。因此，对于中国的民族学研究来说，学术研究中所蕴含的应用功能就是服务于解决民族问题的大计，其根本在于发展。新中国成立以来，民族学研究事业突出了学术和应用的双重特点，并且也构成了中国民族学研究学术传统和现实发展的题中之意。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文化发展问题不仅是党和国家极其关注的重大事务，而且也是包括民族学在内的诸多学科积极探索的课题。其中，东西部发展差距和“两个大局”问题，苏联东欧剧变引发的全球性的民族主义浪潮对我国的影响问题，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发展和完善问题，西部大开发战略与加快少数民族地区经济文化发展问题，少数民族地区生态、人文资源的保护和传承问题，维护边疆稳定和反对分裂问题，防范和打击分裂主义、极端宗教势力和国际恐怖主义问题，少数民族地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问题等一系列重大理论与实践的课题，都成为民族学界进行实地调查、理论探索和对策研究的重要题目。以发展为主题的田野调查工作，诸如全国性的少数民族现状与发展调查、区域性调查、专题性的民族发展问题调查和中国新发现的语言调查等，都是这一时期在有关部门组织下开展的工作，同时各种类型的专题、个案调查研究也蔚然成风。这些研究所形成的成果在国内外学术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其应用研究形成的对策建议则为有关部门完善法律法规、制定方针政策提供了大量的智力支持，为推动少数民族地区经济文化的发展做出了贡献。

　　任重道远，前景灿烂，为建立中国民族学的优势地位而奋斗

　　近20多年来，中国的民族学事业取得了长足的发展，这是令人欣慰的。但是，我们也必须看到，发展和繁荣中国的民族学研究事业依然任重道远。中国虽然是民族学资源极其丰富的国家，但却是民族学研究不发达的国家。所谓不发达并不限于机构或队伍的规模，而主要是研究水平尚需大幅度提高。当代中国正处于经济社会迅速发展的阶段，各类社会问题显著增多，其中以发展为主题的民族问题也是如此，同时又表现出不同于一般社会问题的特殊性。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不同于汉族地区的发展模式，需要探索符合地区、民族、生态、文化等实际情况的发展思路和方式。这不仅需要更加踏实和深入的田野调查，而且需要学术理论的深化和发展。在这方面，民族学界目前的发展现状仍然存在着不能完全适应现实发展、变化的情况。西方民族学源起于对无文字社会的描写和记录，形成了一系列相关的方法和理论，其中包括至今仍需要遵循和可资借鉴的科学成分。但是，当代的民族学所面对的是经济全球化影响下的各民族，社会文化体系的流变迅速，各种因素的影响剧烈，情况十分复杂，需要借鉴多学科理论和方法的认知和解读，民族学工作者不仅需要更新观念而不囿于陈规，而且需要扩展自己的学科视野和专业知识，以适应研究对象在日益复杂、迅速的变化中所产生的新问题。学术事业的发展离不开交流，民族学界在同世界其他国家的交流方面虽然已经建立了良好的基础，但仍不够广泛。事实上，加强同发展中国家民族学界的交流是十分重要的，从社会发展程度及其所面临问题的相似性中获得学术思想和学术资源的交流互动，更有利于实现在相互借鉴中的发展。目前中国的民族学理论还比较落后，虽然学界在引进和借鉴西方发达国家相关理论方面有些成绩，但是也存在某些不求甚解、脱离国情实际的生搬硬套问题。因此，借鉴和吸收国外理论必须同发展本国民族学理论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实现本土的理论创新。令人振奋的是，近年来党和国家对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繁荣给予了高度的重视，提出了一系列加强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指导方针。民族学研究的地位、功能和任务也因此更加明确，可以说中国民族学研究已经进入了加快发展的新的机遇期。在这样的形势下，中国的民族学界需要在立足中国、放眼世界的互动关系中，充分发掘、利用本土丰富的民族学资源和服务于各民族共同发展、共同繁荣的实践，在继承和吸收中推动发展，建立起中国民族学研究的学术优势，从而使中国成为一个民族学研究发达的国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