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等对话、取长补短、包容互鉴，是不同学术之间的相待之道。西方社会学传入中国120多年来的历史证明，中西会通必须以古今贯通为前提和基础，否则就只能是“西方化”。中国社会学史绝对不是西方社会学在中国的传播和应用史，我们的学科发展应该走古今贯通、中西会通的综合创新之路。

　　1997年，费孝通先生首次提出“文化自觉”概念，其目标指向是回答建设什么样的中国社会学的问题。正是在提出这一概念的时候，他一再提到拉德克利夫·布朗教授早在20世纪30年代在燕京大学讲学时的重要论断——“中国在战国时代已由荀子开创了(社会学)这门学科”。2009年，郑杭生先生提出“理论自觉”概念，主张“破除边陲思维”，建设“神州气派、本土风格、中国特质、华夏品位”的中国社会学。2019年9月，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政法学部和社会学研究所召开了“学科自信：走进世界的中国社会学”讨论会。这是一次全国性的专门以学科自信为主题的讨论会，是对费孝通提出“文化自觉”、郑杭生提出“理论自觉”的积极而郑重的响应。笔者认为，中国社会学“学科自信”的含义包含学科起源和历史、学科性质和道路，以及学科使命五个方面。

　　一、明确中国社会学的起源：确认中国社会学有自己的“元典”——荀子群学

　　悠悠五千年灿烂的中华文明不可能在学科上一片空白，全世界最庞大繁盛、复杂而有序的中国社会完全能够诞生属于自己的社会学。战国末期，中华学术达到了历史上的第一个高峰，中国社会发生了长达500年的空前剧变，形成了极富活力和创造性的士阶层，出现了像稷下学宫那样的人才荟萃的高等学府，展开了世界学术史上罕见的百家争鸣。而荀子作为儒学的集大成者，作为学术争鸣的公认领袖，具备了得天独厚的创立群学这一中国古典社会学的主客观条件。群学作为合群、能群、善群、乐群之学，与西方社会学在学科内容上“暗合”(严复语)，在学科结构上“正同”(梁启超语)。如此灿烂的群学“元典”，足以与诞生晚得多的西方社会学相媲美。这给了我们增强学科自信深厚的底气。

　　二、认清中国社会学的历史：中国社会学有独立的绵延不断的学科史

　　中华文明是世界上唯一绵延不绝的文明，中国学术有自己独立的演进史。群学创立至今的2200多年来，虽然经历了经济和社会制度的深刻变化，经受了儒道释从对话到融合的漫长过程，面对了西方科学尤其是社会学的巨大冲击，蒙受了所谓“荀学衰微”“乡愿之说”的种种误解，更不用说对传统学术一次又一次的批判和讨伐，但是仍然始终如一地紧随时代步伐，贴近社会生活，关心民众疾苦，发出正义呼声。群学本身也经历了从秦汉时期的制度化到隋唐宋时期的民间化，再到元明清时期的内向化，以及清末民国时期的被动和主动转型。在这个漫长而连续的演进过程中，群学形成了极为丰富的概念体系和命题体系，为打开社会历史发展奥秘提供了钥匙，为我们今天建立中国社会学话语体系奠定了基础。说到学术发展，最重要的就是积累规律。群学如此悠远绵长的学科史，是祖先留给我们的无价珍宝。据此，我们就有了否定“中国本无社会学”之说和挑战欧洲中心主义的巨大无比的勇气。

　　三、明确学科性质：中国社会学应是坚持科学性与人文性相统一的学科

　　费孝通对社会学学科性质的一个重要论断，就是认为它既有科学性又有人文性。如果要在中外社会学史上寻找科学性与人文性相统一的典范，荀子群学当之无愧是最早的范本。哈佛大学本杰明·史华兹教授认为，不论是说“科学的人文主义”，还是“人文的科学主义”，荀子没有把科学性和人文性割裂开来，而是坚持二者相统一。我们并不否认，主体与客体分立、行动和结构分裂、理性与非理性对立对于细分的研究具有积极意义。但是，分析的另一面就是综合，个体归根结底不能孤立于整体。社会不论多么“客观”，它都是有意志、有价值取向的人们的行动及其结果。“分析的时代”总要走向“综合的时代”。尤其是对社会学这一坚持从整体性上综合地把握研究对象的学科来说，实现科学性与人文性的统一是永恒的主题，在社会学发展的未来阶段更是如此。我们有荀子群学这样的范本，有几千年的优秀传统，就可以极大地鼓舞我们实现科学性与人文性相统一的志气。

　　四、选择正确道路：现代中国社会学不应只是西方社会学在中国的传播和应用，而应走古今贯通、中西会通的综合创新之路

　　世界几大文明本无高低贵贱之分，学科发展在一定意义上可有先后之别。在中外学术史上，中华学术长期雄踞领先位置。正如梁启超所言，在上古和中古，“我中华学术第一也”。我们不以“第一”自居，但也不能甘于落后。平等对话、取长补短、包容互鉴，是不同学术之间的相待之道。不能因为我们在一个短时间内落后了，整个学术传统就都一无是处了;不能因为要虚心学习西方，中国学术传统就只能抛到脑后，或者以为尊重中国学术传统就是“自傲”。西方社会学传入中国120多年来的历史证明，中西会通必须以古今贯通为前提和基础，否则就只能是“西方化”。中国社会学史绝对不是西方社会学在中国的传播和应用史，我们的学科发展应该走古今贯通、中西会通的综合创新之路。梁启超曾经满怀期望地相信：“安见此伟大国民，不能恢复乃祖乃宗所处最高尚最荣誉之位置，而更执牛耳于全世界之学术思想界者!”“生此国，为此民，享此学术思想之恩泽，则歌之舞之，发挥之光大之，继长而增高之，吾辈之责也。”身为中国学术的传人，应该有这样的学术创新的锐气。

　　五、承担历史使命：现代中国社会学应是能够回答21世纪乃至其后时代的重大课题、平等参与创造“人类道义新秩序”（费孝通语）的社会学

　　当今世界处于新的剧烈变动期，人类的命运取决于选择什么样的发展道路。1993年，费孝通在《略谈中国社会学》一文中说：21世纪，“这个世界还要经过一个战国时期，全世界的战国时期。”“我们社会学要在第三个秩序的建立上有所作为。这第三个秩序，即道义的秩序，是要形成这样一种局面：人同人相处，能彼此安心，安全，遂生，乐业，大家对自己的一生感到满意，对于别人也能乐于相处。我们必须要造就这样一个天下，这个天下要看在21世纪里造得出来还是造不出来了。我们的任务就是要以这个作为主要的轴心问题进行研究。”在这场关乎人类未来命运的新的百家争鸣中，中国社会学应该发出强劲的声音，贡献中国智慧，提出中国方案。反映14亿人意志的中国学术，应该有这样敢于担当的豪气。

　　中国社会学学科起源上的底气、学科历史上的勇气、学科性质上的志气，学科道路上的锐气、学科使命上的豪气，共同构成了增强中国社会学学科自信的正气。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 景天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