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4月20日上午，为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哲学所举办了题为“走近马克思的思想世界——老中青三代学者共话马克思经典文本”的专题学术研讨会。来自云南大学、云南省社科院的多位学者以及省内高校相关专业部分在校研究生共同参加了此次学术活动。会上，哲学所前所长苗启明研究员、云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李兵教授、哲学所邵然博士先后就马克思哲学思想相关问题做了主题发言。哲学所所长谢青松研究员致欢迎词并主持会议。哲学所首任所长杨灿政研究员应邀出席会议并做了即兴发言。

　　谢青松所长在致辞中指出：哲学所举办此次学术活动，主要有三层目的。第一，是纪念马克思诞辰两百周年。对于一位哲学家来说，对他最好的纪念，就是重温他的经典文本，走近他的思想世界。尤其是，通过对经典文本的解读，恢复马克思哲学思想的原貌。第二，彰显经典研读在哲学研究中的重要性。事实上，学术研究的根本就在于经典，立足经典文本，避免空泛之论，也是学者的安身立命之根本。如果缺乏文本的依据，游谈无根，学术生命是难以长久的。第三，交流学术思想，传承学术精神。学术需要交流，更需要传承。我们将云南省在马克思经典文本研究方面颇有建树的老中青三代学者之代表邀请过来，汇聚一堂，不仅为老中青三代学者提供一个互相交流的台平，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三位学者是怎么研读经典，是如何开展研究的，从这当中，我们也可以看到学术精神的一种传承。

　　今年八十七岁高龄的哲学所首任所长杨灿政研究员在会议开始时做了即兴发言。杨老结合自身的革命和工作经历，阐述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一马克思主义哲学灵魂的内在精神及其历史意义。杨老在青年时期投身革命，解放前作为一名地下党员在农村基层开展革命工作。由于具有较好的文化基础，解放后便投身教育事业，担任云南省委党校教员，上世纪六十年代考取中国人民大学哲学专业研究生，毕业后回到云南继续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教学和研究工作。1978年，杨老作为云南省的代表之一参与了“真理标准大讨论”，发表多篇学术文章，其中关于云南省各地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发展不平衡的理论观点，在云南学界独树一帜。杨老指出：当代中国的革命和建设成就来之不易，这个伟大成就，是我们将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理论与中国革命和社会实践相结合的产物。理论与实践辩证统一，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内在精神和基本逻辑。作为理论工作者，无论身处什么时代，都应当坚持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这一品格，认认真真读书，踏踏实实做事。在提高自身理论素养的同时，争取为国家为社会多做一点自己力所能及的贡献。我们纪念马克思，最为重要的就是要继承和发扬他“理论与实践辩证统一”的精神，唯有如此，民族复兴大业方可实现。

　　苗启明研究员多年来致力于马克思“人类学哲学”的研究，他的主题发言围绕《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而展开。苗老指出：《提纲》在马克思的哲学理论构建中具有核心地位。但是，人们至今不理解提纲，往往以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特别是实践唯物主义解释《提纲》，而事实上，《提纲》是对人类学唯物主义哲学和人类世界观的基本理论构建。《提纲》的产生，正处在德国当红哲学由黑格尔理念哲学转向费尔巴哈人本哲学这样一个德国哲学发展的至高点上，因而，它是站在德国哲学也是世界哲学发展顶点上形成的现代性的哲学提纲。费尔巴哈从“类本性”这种人类学高度来理解世界，因而，要批判费尔巴哈哲学，也要上升到人类学高度。所以，马克思就是站在当时德国哲学发展的最高点即人类学高度上，来批判费尔巴哈和构建他自己的“新唯物主义”哲学的。因此，如果我们没有哲学性的人类学的自觉，也就不能理解《提纲》和整个马克思主义哲学。

　　苗老认为：《提纲》第一条，批判旧唯物主义“直观地”把对象世界理解为与人无关的、独立自在的“客体”，这就不能不出现主体与客体的二元对立。马克思提出了克服这种二元对立的新主张，这就是把“对象、现实、感性”，“当作感性的人的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要“从主体方面去理解。”在这里，马克思一连用三个不确定的词即感性的人的活动、实践、主体方面，来表达他的确定的哲学思想。而三个词所表达的，不外都是人类的人类学特质：人是进行感性生存活动的存在物，所以“感性的人的活动”就是人的人类学特质;“实践”是它的体现或显现形式，而这种以实践方式显现出来的人的感性活动，也就是“人的主体方面”，所以，“主体方面”也是指人的人类学特质。这也就是说，人在理解世界时，总是以自己的人类学特质来理解对象的，不可能超出自己的人类学特质之外来理解对象。因而，这种以人的人类学特质理解世界的新唯物主义，不是没有人的因素的单纯的“客体”唯物主义，而是以人的人类学特质为“背景”的“人类学唯物主义”。这就消解了主体与客体的二元对立，构建了主客一体的新唯物主义。同时，以人的人类学特质理解人的周围世界，所形成的世界观，相应地也就不能不是人类学世界观。所以，由第一条所奠定的马克思的“新唯物主义”，不是物质唯物主义，不是客体唯物主义，不是关于整个世界的唯物主义，而是建立在人的人类学特质之上理解世界的人类学唯物主义和其人类学世界观。这是《提纲》开宗明义的关于新哲学的最重要的思想。有没有人类学眼光，能不能从人类学高度看问题，是能不能理解和发现马克思人类学唯物主义哲学的关键所在。

　　第一条的哲学思想，在第十条中得到补充和拓展：“新唯物主义的立脚点则是人类社会或社会化的人类。”这里的“立脚点”，就是站在什么立场以及相应地以什么视野看问题。马克思表明，人类学唯物主义观察世界、把握问题的立场和视野不是别的，不是原子，不是物质，不是客体，也不是实践或历史，而是人类，是“社会化的人类”。把立脚点确立在“社会化的人类”的根基上，最鲜明地表明了马克思的哲学立场是人类学立场。在这个立场上所形成的唯物主义，只能是人类学唯物主义。遗憾的是，从恩格斯直到今天，马克思主义者都没有发现马克思的这种哲学性的人类学精神、人类学立场和人类学视野，因而至今不能理解《手稿》的真正哲学构建。

　　《提纲》从“社会化的人类”这种人类学的立场和视野构建了全新世界观。

　　其一，对人的人类学特质的哲学揭示。《提纲》指出费尔巴哈“没有把人的活动本身理解为对象性的活动。”强调人的活动是“对象性”的“感性活动”，这是对人的活动的人类学特质的揭示。从而纠正了费尔巴哈以孤立的、静止的“人的感性存在”理解人的局限。为新唯物主义奠定了人本理论基础。

　　其二，对人的人类学本质——社会人与社会化的人类——的提出。当马克思说：“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时，他是从人类学高度立言的，因而他所指出的“人的本质”，是从人类学高度来看待的人的人类学本质。这种人类学本质，从个体来看，是作为个人的社会关系总和的“社会人”;从人的整体来看，是作为整个社会关系总和的“社会化的人类”。所以，社会人和社会化人类，是马克思所发现的人的人类学本质。根据这种人类学本质来理解人类世界，也就形成了马克思的社会人本论，这就超越了费尔巴哈的自然人本论和施蒂纳的孤立个体人本论，而上升到人类学哲学的高度上来了。

　　其三，对人的人类学实践论的揭示。马克思站在社会化的人类的立场上，从人的人类学视野出发，强调了人的实践及其在哲学上的重要性，指出实践的人类学特质，在于它是“感性的人的活动”，“人的感性的活动”，人的“对象性活动”等，这是马克思从人类学高度对实践的人类学理解，构建了他的人类学实践论。实践唯物主义已意识到这一层，但是，一旦以人类学为根基，它也就失去了存在的根据。

　　其四，奠定了人类学辩证法的理论基础。马克思在第四条强调，应当把“世俗基础的自我分裂和自我矛盾”，放在它“自身中”、“从它的矛盾去理解，并在实践中使之革命化”。这就是要求从人类世界的自身矛盾即它的辩证法中来理解它，因而是从人类学高度指出了人类世界的必然性的辩证法现象，这就为人类学唯物主义奠定了人类学辩证法的理论基础。

　　其五，从实践的双重改变功能出发提出了改变世界的新哲学。提纲的最有名的哲学宣言，就是提出了“改变世界”的哲学。传统哲学由于没有站在人类学立场上——即没有站在“主体方面”的立场而是站在“客体”的立场上思辨，所以只能解释世界;而马克思则要求站在人的“对象性的感性活动”即主体方面的立场上构建新哲学，并发现了实践在改变世界的同时也能改变人自身的双重改变功能，因而它能改变世界。所以，马克思最后提出：“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这是对全部本体论、认识论的旧哲学的局限性批判，也是马克思对他的“新唯物主义”即人类学唯物主义的最高希望。

　　最后，提出了新旧唯物主义的本质区别。马克思把一切仅仅从直观的客体出发的唯物主义，称之为旧唯物主义，而把从“人的感性活动”即人的实践或主体方面理解世界的唯物主义，称之为新唯物主义。前者失去了人的能动作用，追求的是对世界的客观本体论的理解;后者是人根据自己的感性活动而能动地去理解世界，追求的是在人的实践作用基础上的人类学理解。从纯客体的本体论的角度理解世界还是从主体的人类学的角度理解世界，是二者的分水岭。简单地说，根本区别在于有没有人的中介。从人类学哲学高度理解《提纲》，对于即将来临的人类学时代来说，具有重要意义。

　　云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李兵教授做了题为《作为思想家的革命家和作为革命家的思想家》的主题发言。李兵教授指出：在纪念“千年伟人”卡尔·马克思诞辰200周年的时候，人们最为感叹的莫过于他所创立的思想的时空穿透力——一位200年前出身的人，何以能够对人类历史发展的进程、人类自我认识和自我解放的历程产生如此深远而强烈的影响!以至于直到今天，每当人类发展遇到某种困境或挑战的时候，依然会想起这位思想家，以期从他的思想中去寻找灵感和智慧。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43次集体学习时指出，“在人类思想史上，就科学性、真理性、影响力、传播面而言，没有一种思想理论能达到马克思主义的高度，也没有一种学说能像马克思主义那样对世界产生如此巨大的影响。这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巨大真理威力和强大生命力，表明马克思主义对人类认识世界、改造世界、推动社会进步仍然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那么，马克思及其所创立的思想理论为什么会有这样的魅力和威力?难道仅仅因为他是一位思想天才，抑或还有更加深刻的原因?思考这个问题，对于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推进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和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无疑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马克思及其思想的奥秘就在于他是一位集革命家和思想家于一身的伟人。

　　作为革命家的思想家的马克思。首先，革命家为思想家奠定了“存在论”基础。马克思破天荒提出过一个极为深刻而重要的思想，那就是：“意识在任何时候都只能是被意识到了的存在，而人们的存在就是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不是意识决定生活，而是生活决定意识。”这一思想既可以解释一切观念、理论、意识形态等产生的根源及其思想内涵，也可以帮助我们理解马克思自己的思想。其次，革命家为思想家确立了“认识论”前提。提到马克思，人们都会记起那句最能代表其思想本质和品格的名言：“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这句既通俗明了，又包含着深邃思想寓意的话，实际体现了马克思作为思想家的认识论前提，亦即作为革命家的思想家，作为开辟历史科学新视域的哲学家在认识论上的伟大变革。再次，革命家为思想家明确了“价值论”导向。恩格斯曾经把马克思开创的“新世界观”概括为“关于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的科学”这意味着马克思始终立足于现实的人，即资本主义条件下的人的生存境遇和生存状况，从人的“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的存在方式出发，通过对占人口绝大多数的无产阶级作为“人的完全丧失”，发现了“迄今为止的世界制度的解体”，看到了在资产阶级社会里，资本具有独立性和个性，而活动着的个人却没有独立性和个性，死劳动(资本)统治着活资本(劳动)，过去支配着现在，人被彻底地异化和非人化了，不仅劳动产品、劳动过程成为与劳动者相对立的力量，而且，人的自由自觉活动的“类本质”、人与他人、人与自然界、人与自身的关系都发生了异化，以至于“动物的东西成为人的东西，而人的东西成为动物的东西”，“物的世界的增值和人的世界的贬值成正比。”

　　作为思想家的革命家的马克思。首先，思想家为革命家夯实了坚实的理论基础。第一点就是他在整个世界史观上实现了变革。”长期以来，历史变动的原因，一直是一个众说纷纭的领域，但归根结底无外乎都是从人们变动的思想，尤其是个别英雄人物的思想中去找原因，而这些思想为什么能够产生，却从来没有人追问过。马克思从其作为革命家的存在论基础和认识论前提出发，终于洞穿了历史动因的“斯芬克斯之谜”。马克思的这一伟大的科学发现，不仅深刻地改变了人们对于历史发展的理解，认识到了隐藏在历史深处的演进逻辑，而且还必然推导出一个革命的结论，那就是，“至今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在现代资本主义时代，阶级斗争的必然结果，不可避免地是“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 “马克思的第二个重要发现，就是彻底弄清了资本和劳动的关系，资本家对工人的剥削，这个在今天看来再明了不过的事情，在马克思之前却被长期的遮蔽。人们能够深切感受到现实与古典经济学家所揭示的劳动创造价值这一原理之间的矛盾，但无论是经济学家，还是空想社会主义者，面这一问题都徒劳无功，最后是马克思对其作出了令人信服的科学的解答。其次，思想家为革命家锻造了坚定的革命原则。作为思想家的马克思，由于深谙历史发展的规律和工人运动的性质、条件和追求的目的，深知运动每一步都可能因为认识的偏差或领导人的失误，而导致运动偏离正确的方向和轨道，因此，从不用原则做交易，在原则问题上决不向任何人，哪怕是自己的追随者妥协。再次，思想家为革命家提供了高明的斗争策略。恩格斯在叙述马克思的生平事迹时，曾提到过马克思在对敌斗争中的策略和对政治事态发展的预见性。

　　李兵教授最后谈了马克思对于当代中国的启示。首先，必须投身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其次，必须高度重视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再次，必须把革命的原则性和现实性在实践中统一起来。马克思主义不是教条，而是方法，不是“药方公式”，而是行动指南。只有这样才能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切实推进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发展。

　　邵然博士结合其博士论文《<资本论>与人类解放的现实道路》做了主题发言。《资本论》作为马克思最成熟的著作，是马克思毕生研究的伟大成果，是关于“人类解放何以可能”的理论巨著，马克思主义所揭示的人类解放的现实道路，集中地体现在《资本论》当中。

　　邵然博士指出：人类解放的“现实道路”首先是一条“实存”和“本质”相统一的道路，是一条“实践”和“理论”相统一的道路，是马克思的“革命实践”同他的“理论阐释”自在自为地统一在一起的道路。仅仅根据“流俗的见解”和“先验哲学的知性思维立场”，现实和理论才会总是处在相互分离和对立的状态中。怎么理解呢?我们看，作为革命家的马克思，他一方面通过自己毕生的革命实践，同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一道，展现了人类解放现实道路的实际存在的方面;另一方面，作为理论家的马克思，又通过对资本主义政治经济的批判、对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暨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的批判以及对资本主义条件下人的生存方式的批判，亦即通过《资本论》，揭示了现实道路的本质性方面。理论和实践在伟人那里自始至终都是统一在一起的。马克思主义所揭示的人类解放的现实道路，集中地体现在《资本论》。”可以说，这个“概括”作为一个“结论”，同时也构成了我们进一步思考的“立足点”和“基本观点”。

　　邵然认为：由于《资本论》所揭示的人类解放的现实道路是多层次和多角度的，所以要对现实道路进行挖掘和阐释，也必须是多层次和多角度的：即“围绕一个基本观点，强调两种理论视角，揭示三个必然环节和回答四个主要问题”。所谓“围绕一个基本观点”，通过对《资本论》的深入探索，用具体的、必然的论证合理地支持那个结论， 所谓“两种理论视角”，是指在马克思思想当中所固有的“理解性视角”和“超越性视角”，或“事后视角”和“事前视角”(柄谷行人);又有的学者从“逻辑”上把其称为“科学逻辑”和“人本逻辑”(孙伯鍨)，或从“维度”上将其称为“事实维度”和“价值维度”(唐正东)等等。不管如何称呼，这些学者表达的都是大致相同的意思：就是说作为一种人类解放理论的马克思主义，它是从欧洲思想传统中继承下来的;向内说，“两种理论视角”表征的是马克思思想中所固有的“客观性”和“主观性”，往外说，它则意味着在《资本论》中所实现的理论和实践的否定性统一关系。如果说马克思的思想确实经历过一种从人本逻辑(主观性)向科学逻辑(客观性)的转变过程，那么，我的思路就是要反其道而行之，从展现他的科学逻辑(事实维度)的最重要的理论著作中，去重新挖掘其人本逻辑(价值维度)。只有在两种理论视角的真正否定性统一关系之中，我们才有可能去发现一个完整的马克思，而不是发现了一个有所偏废的马克思。

　　所谓《资本论》关于人类解放的现实道路的“三个必然环节”。分别是现实道路的“出发点”、“主线”和“归宿”。正如我一直强调的，既然人类解放的现实道路不仅是“革命实践”的道路，也是“理论阐释”的道路;那么，《资本论》对解放道路的“理论阐释”就必然包含着一些不容忽视的逻辑环节。首先，商品概念作为整部《资本论》的出发点或开端，构成了解放的现实道路的第一个必然环节或环节的必然性。这是因为，从逻辑学的角度看，商品作为资本主义“社会财富”的“元素形式”，是被当作资本的“抽象存在”和“初始范畴”来设定的;从辩证法的角度看，商品包含着资本主义生产的最根本矛盾，它是资本主义的萌芽，是资本运动逻辑的基础;从认识论的角度看，商品是从相对复杂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蒸发”出来的抽象规定，它是用思维去把握资本运动的抽象的出发点。正是从逻辑学、辩证法和认识论相统一的角度来把握商品，商品才构成了资本自我运动的环节的必然性，或者说，构成了人类解放的现实道路的第一个必然环节。其次，《资本论》关于解放的现实道路的第二个必然环节是指现实道路的“主线”。在《资本论》当中，马克思对人类解放的现实道路的寻求，一方面是通过对以剩余价值的生产、实现、分配等为主要内容的资本逻辑运动的揭示，去进一步探索和确证资本逻辑自我否定的本性和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根据;另一方面，《资本论》又通过这种揭示，使工人阶级进一步意识到“自身解放的条件”，从而进一步展开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前一方面构成了资本运动的内涵逻辑，后一方面则构成了人类解放运动的内涵逻辑，而二者的否定性统一关系则表征着由《资本论》所开启的人类解放现实道路的主线。最后，第三个必然环节是指解放的现实道路的“归宿”。但是所谓“归宿”，并不是说人类历史发展将在未来共产主义社会中被彻底终结掉，而是指历史发展中的这样一个“节点”，它作为“否定之否定”，永远都是下一个阶段的历史和社会发展的“必然的形态和有效的原则”，永远都是人类解放逻辑在现实之中不断实现的过程。因而，我认为，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不能把共产主义仅仅解读为一种静止的、完满的存在状态，而要将其理解为“一个否定性的过程”，用马克思的原话，就是共产主义把握为“消灭现存状况的现实的运动”。那么这一现实的共产主义运动，在理论意义上，是人向人的本质的复归的运动;在实践的意义上，则是扬弃私有财产从而消除资本逻辑的运动。这就是我对共产主义的本质性的把握。

　　邵然强调：正是从“围绕一个基本观点，强调两种理论视角，揭示三个必然环节，回答四个主要问题”的层面论证并实现了对《资本论》所揭示的人类解放现实道路的多层次、多角度把握和阐释。同时，也正因为《资本论》对人类解放现实道路的揭示是多层次和多角度的，论证并没有在学科性质的意义上对《资本论》作出过任何规定。并不赞同把《资本论》仅仅归结为只是一种哲学、一种经济学、一种社会学、一种经济哲学或政治哲学等学科著作的观点。因为在我看来，《资本论》本身就是一部“超学科”的著作，它具有非常复杂的理论体系，不是用某一门学科或某几门学科所能穷尽的。只要认真阅读《资本论》就会发现，马克思除了引用历史上著名的哲学家、政治经济学家、历史学家、法学家等理论家和学者的相关著作之外，他还可以对莎士比亚、歌德、雪莱、巴尔扎克等大文豪的文学典故、诗歌等进行游刃有余的借鉴和引申。而古希腊神话、希伯来神话、浮士德、吸血鬼、狼人等艺术形式更是会在不经意间突然蹦出来，甚至马克思还会用语言学、历史学、人类学的相关研究方法去讨论抽象枯燥的经济范畴。因此，硬要站在某一门学科的角度去规定《资本论》的性质，最终只会导致一种“管中窥豹”或“见树不见林”的局面。不过，从最本质、最深刻的意义上讲，我认为《资本论》所揭示的是人的“独立性”奠基于“物的依赖性”的资本主义拜物教事实，是人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被异化的命运和被剥削、被奴役的生存状况，从而是讨论资本主义条件下人的存在的学说，是揭示人的解放及其全面发展的现实道路的理论巨著。从这个意义上讲，《资本论》根本上是关于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的“存在论”，也就是关于“现实的历史”的“存在论”。这个“存在论”绝不是指一门具体的学科，它是那种构筑了现实的历史的本质性的东西，这个关于“现实的历史”的存在论，它不仅表征着我们的时代，还昭示着人类自由解放的将来。

　　会议最后，哲学所马超副研究员对三位嘉宾的主题发言做了简要点评和回应。马超指出：今天我们纪念马克思，倡导“回到马克思”，然而，我们应该如何理解马克思，回到哪个意义上的马克思，这是值得我们深入思考的问题。事实上，国内外学界至少存在三个意义上的马克思，即“马克思学”意义上的马克思，马克思哲学意义上的马克思，以及马克思主义意义上的马克思。“马克思学”意义上的马克思，即文献学意义上的马克思，它是我们研究马克思思想的基石。马克思哲学意义上的马克思，指的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文献中呈现出来的哲学观点、理论和方法。它包括了马克思的“异化理论”、“分工理论”、“阶级理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理论、“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理论、“资本”理论等等。这些思想理论，构成了马克思哲学的主体。而马克思主义意义上的马克思，外延更加广泛，它包含了马克思的追随者和实践者们对马克思思想的解读、诠释、实践、继承，乃至重构。这极大地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内涵。作为当代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我们谈论“回到马克思”，事实上最为直接的方法便是认真研读马克思经典文献、深入理解马克思哲学内在逻辑，细致梳理马克思思想历史脉络，并将马克思的思想理论放到当代世界、当代中国的历史大格局中加以呈现，从而彰显马克思所蕴藏的巨大的时代生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