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世历史特征新论 栏目主持人：葛金芳

　　明清帝制农商社会说的问题意识与研究取径

　　赵轶峰

　　摘要：明清帝制农商社会说讨论的根本问题是明清中国的社会结构与历史趋势，旨在通过在世界历史的视野下考察明清中国的基本组织、运行方式，阐明其类型特征及其与现代社会的关联。中外学术界以往的相关研究，各有所见，也各有局限。其中，停滞论、单一因素决定论、欧洲中心主义是普遍的问题。明清帝制农商社会说注重结构分析、实证、文明史观，是在对已有方法进行批评性审视基础上做出“综合修正”的尝试。该说主张：明清时代的中国社会并没有陷入停滞，而是发生了多方面的发展，并与该时代的全球化运动相关联;明清帝制农商社会的重要特征是，农商经济共同构成社会基础且与帝制国家体制形成共生格局，其继续演进有更大规模市场经济化的前景，中华文明内聚运动接近完成，而与西欧同时发生的社会演变不在同一轨道上;明清中国呈现为一种学术界以往熟知的各种理论、模式说都不曾具体阐释的形态。对于学术界针对此说提出的一些质疑，本文也做了回应。

　　“农商社会”说的学术背景与理论资源

　　葛金芳 柳平生

　　摘要：“农商社会”说是在21世纪初学界重新概括中国传统社会特质及演进轨迹的背景下提出的一种理论假说。该假说认为，从产业变迁角度看，两宋时期经济结构已经发生部分质变——即汉唐时期的单一农业为主此时转变为农商并重，中国传统社会由此进入“农商社会”。“农商社会”以两宋为历史起点，一直延续到明清时期，并于20世纪后期逐步进入现代工商社会。“农商社会”理论的提出主要依赖于中国历史发展的史实基础，也得益于一些理论资源的启发，如区域经济史理论、“唐宋变革期”理论、超长期增长理论和新制度经济理论等。同时宋代政要和学者对其自身所处社会农商并重经济结构之观察也给“农商社会”说以有力佐证。

　　“市民社会”抑或“富民社会”——明清“市民社会”说再探讨

　　林文勋 张锦鹏

　　摘要：近年来，一些学者提出明清“市民社会”说，认为明清中国已经出现了一股新生的力量，或能打破中国传统社会的桎梏，走向新的变革时代。其实，从诸多证据看来，明清“富户”“士绅”并非“市民”而是“富民”，明清时期出现某些“反封建”斗争是富民阶层与国家的矛盾而非市民阶层的资本主义运动，思想领域的一些新动向并非启蒙思想的出现而是宋代“保富论”的进一步发展，明清“公共领域”发展并非是批评政府力量的崛起而是“国家话语”代言人的民间化。明清社会不是有新生力量涌动的“市民社会”，也并非缺乏发展动力的停滞社会，而是与宋元一脉相承的“富民社会”。“富民”阶层是推动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动力层、中间层和稳定层，是明清经济社会持续发展的力量，是大一统国家政权稳定均质运行的保障。

　　政治学

　　互嵌与合作：改革开放以来的“国家-社会”关系

　　樊 鹏

　　摘要：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的国家权力与社会力量得到双向扩张，但引人瞩目的是，中国的国家-社会关系在各发展阶段并没有出现彻底的“脱嵌”或相互对抗，社会权力运行始终相对“内嵌”于国家制度与权力运行，二者在适度分离中持续互动合作，从而保持了政治上的总体稳定。国家社会关系折射出中国发展道路的重要特点，“共生互嵌”“政社合作”“分类施治”“效能优先”四个角度，清晰地揭示出中国在国家社会关系领域所蕴含的丰富治理经验。然而，随着社会再组织化进程的加速，社会形态的多样化变迁，以及新技术环境下社会权力的复杂运行，中国的国家与社会关系也将面临全新挑战。

　　

　　中国国家纵横治理结构的原型与转型——基于家户制的视角

　　任 路

　　摘要：源自于中国家户制传统，国家治理体系表现为纵横治理结构，即以“家”为基本单元的基层社会自治和以“户”为基本单元的政府治理的结合，由此奠定了传统中国国家治理结构的原型，并在不同历史阶段渐进改进和内生演化。尤其是进入现代国家建设后，传统国家的纵横治理结构面临着巨大的转型压力，以“家”为基础的宗族、士绅等力量逐步退出乡村社会，国家横向治理结构逐渐萎缩，甚至消失。与之相对，在国家权力推动下，抑家强户，以“户”为基点的行政权力日益渗透，国家纵向治理愈益强化。不过，受制于国家纵向治理的内在限度，基层社会自治仍然不可或缺。在回归家户制的过程中，以村民自治为载体的国家横向治理得以重新确立，并与国家纵向治理结合，由此形成“乡政村治”的格局。纵观国家治理结构的历史变迁，未来国家治理依然会沿着家户制之上的纵横治理结构进一步丰富与发展，实现基层自治与政府治理的良性互动与有效衔接。

　　基本公共服务结构性分析与供给侧改革路径

　　孙彩红

　　摘要：公共服务是政府的一项重要职能。从公共服务均等化视角来看，基本公共服务的结构要素包括内容结构、空间分布结构和享用群体结构的分析框架。一些地方的基础教育、基本医疗和公共文化服务供给存在着多维结构的不均衡状况。推进基本公共服务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路径，关键在于区分公共服务基本类型和属性基础上、坚持平等权利原则，明确不同层级政府统筹公共服务的职责分配，整合与优化配置公共服务资源，改革公共服务决策机制，促进社会主体在提供公共服务中的参与合作。

　　西方哲学 栏目主持人：贾向桐

　　库恩后期的“新康德主义转向”是错误吗?

　　贾向桐

　　摘要：库恩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中主要基于自然科学与科学史维度而以一种自然主义模式再构自然科学的解释学，并由此激发了科学哲学的自然主义范式发展。但库恩本人后期却并未再沿袭这条理路，而是转向了强调先验性的新康德主义传统，这一转变造成科学哲学界的很大争论。为客观解读库恩思想的新发展，需要将库恩前后转向与当代科学哲学的整体发展与内在矛盾对照起来理解，特别是要和科学认识论的规范化和自然化语境相联系，才能辩证揭示库恩后期思想转向的真实意义。

　　

　　一种趋同性的倾向 ——高蒂耶和斯坎伦的制度伦理观研究

　　刘光明

　　摘要：道德契约论强调个体在道德原则方面的共识。作为一种道德理论，道德契约论不只是对道德原则的证成，它也为制度的合法性提供了辩护基础。契约论与制度分析有着天然的联系，这也体现在当代道德契约论中。当代契约论的道德转向肇始于罗尔斯哲学，当代两位重要的道德契约论者：大卫·高蒂耶和托马斯·斯坎伦在建立契约理论时，都受到了罗尔斯哲学的深刻影响。虽然高蒂耶和斯坎伦的理论被冠以同样的“道德契约论”的名称，但是它们有着极为不同的哲学源头，这最终表现在制度伦理观方面的区别。在基于各自契约论对两种制度伦理观进行考察的基础上，将会论证二者所表现出的趋同性特征。

　　

　　重塑阶级逻辑：当代生命政治的范式转换及其建构性意义

　　李爱龙

　　摘要：奈格里对马克思《大纲》“机器论片断”的激进政治解读直接改写了由福柯所开创的生命政治话语范式。在奈格里看来，生命政治与生命权力并不是同一的，而是处于相互对抗之中，生命政治作为一种反抗力量形塑了生命权力。正是在这样的思想背景下，奈格里确立起劳动与资本的对抗逻辑，由此，展开了对马克思主义经典概念——剥削、共产主义和危机的生命政治阐释，从而开辟了生命政治批判空间。撇开其学理上的不足，奈格里的生命政治的范式转换具有不容忽视的建构性意义，它不仅深化了对危机的理解，而且指出了反抗资本逻辑的新道路——出走，在当代视域中建立起危机与解放之间的内在关联，从而重新塑造了马克思主义话语中久被遮蔽的阶级逻辑。

　　公共产品与服务优化专题

　　论中国城乡公共产品供给机制的优化

　　徐放达　王增涛

　　摘要：中国的城市和农村在公共产品供给方面存在较大差异，也存在一些短板，具体表现为农村供给不足与城市局部供给过度现象并存，城乡都存在公共产品的供需矛盾和结构性矛盾;城乡公共产品供给中主体不清晰，权责划分不明确。要提高城乡公共产品供给质量和数量，破除中国城乡二元社会格局，就应当对城乡公共产品供给中存在的短板进行分析和比较，并在坚持均等化原则的前提下采取措施分别予以化解，努力在政府职能转变的思路下，积极发挥市场机制的资源配置功能，优化城乡公共产品供给机制。

　　

　　医疗卫生体系公益性与商业性的处理难题及其破解

　　刘志军　王 敏

　　摘要:为进一步满足人民群众的医疗保健需求，提高医疗卫生服务质量，国家明确指出了新一轮医疗卫生体制改革的公益性方向。同时，为提高医疗卫生供给质量和效率，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在医药供给中的主导作用，也成为中国医疗卫生公共产品供给模式变革的趋向。在此背景下，医疗卫生体系发展中的公益性和商业性如何权衡便成为一个重大难题。应该厘清医疗卫生体系中医疗机构和医药行业相互之间的关系，以及各自的性质和经营原则，在此基础上有针对性地实施公益性和商业性改革，才能破解医疗卫生体系公益性和商业性难题。

　　中国基本医疗保险经办机构治理研究

　　郎杰燕 孙淑云

　　摘要：医保经办机构作为参保者的经纪人，如何更好地控制医疗费用增长，提高医疗服务质量，是其实现医保制度运行之“载体性”功能的关键。这就要求医保经办机构能够正确处理其与行政管理机构之间、医保经办机构行业间、医保经办机构内部的关系，进行法人化、竞争化、专业化治理。然而，囿于诸多因素的制约，中国医保经办机构实际陷入行政化、垄断化、业余化治理之困局。为实现医保经办机构的善治，需要按照“管办分离”的原则，建立医保经办法人治理结构，以“合作共治”为手段，形成医保经办机构“公-私”竞争新格局，以“能力提升”为目标，强化医保经办服务专业化治理，使其真正走向有管理的竞争。

　　经济学

　　中国的城乡经济关系：逻辑、演进、问题与对策

　　孙健夫　李晓鹏温彩璇

　　摘要：分析城乡经济关系应该秉持两种思维：其一是系统与结构的思维;其二是历史与演进的思维。中国城乡经济关系随着经济发展而呈现出不同的阶段性特征;其特征演变的基本表现为城乡(在内容上与空间分布上)由局部低水平互动向整体高水平互动演变，城乡经济功能的差异性、互补性与协同性逐渐增强。中国现阶段城乡经济关系存在的问题是：城乡统一、高效、公平的产品与要素市场尚未形成，城乡空间经济布局协调性差，政府可支配的资源在城乡及不同层级城镇之间分配不均衡，农业现代化滞后于工业现代化发展。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进程中，必须采取相应的对策来解决这些问题。

　　自主创新能力、技术差距与外商直接投资溢出效应

　　——基于中国制造业企业的实证研究

　　詹　江　鲁志国

　　摘要：从本土企业自主创新能力的视角，对外商直接投资不同溢出渠道对本土企业生产率的影响进行实证研究的结果表明，本土企业接受外企技术溢出时，对技术模仿能力越强的企业能够更加有效地利用和吸收外资的先进技术;私营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带来的竞争示范效应和后向关联效应的对应系数均大于国有企业的系数。自主创新能力越强的企业，横向溢出效应程度一般会更加明显。在垂直效应的比较上，无论是在国企还是在民营企业，自主创新能力越强，垂直效应越强。因此在引进外资时既要注意量的总额度，更要注重质的需要，优先选择具有国际先进技术的外资企业，充分发挥竞争示范、人员流动和后向关联效应对本土企业的积极影响。

　　区域经济发展的动力机制、模式识别及演化规律

　　——基于西部大开发以来12个西部省份数据的分析 霍 强　韩 博

　　摘要：区域经济是一个动态演化的过程，其动力机制、发展模式及演化路径十分重要。西部大开发以来，创新力、市场化、开放度对区域经济发展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构成西部省份经济发展的动力机制。西部多个省份表现出了不同的发展模式，“技术—市场—外需”的发展模式更具导向性，创新力和市场化水平高的省份自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的经济发展表现更为优异。西部省份经济发展的演化路径有明显的差异，一些省份形成了资源诅咒、政府依赖或内需不足的路径依赖;一些省份则通过技术创新、市场改革和扩大开放实现了路径创造。新时代要继续推进西部大开发并形成新格局，就应优化发展模式，寻求路径创造。

　　论预算绩效指标框架的构建——基于内外部评价主体视角

　　马蔡琛　陈蕾宇

　　摘要：绩效指标的构建是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核心环节，而预算绩效管理又是多元化考评主体相互协作的过程。基于各主体间不同的利益诉求与优劣势差异，在厘清各主体间归类关系的基础上，需要对各主体所处的绩效评价阶段进行合理规划，并对绩效指标的选择进行侧重点分析;此外，还应从内外部绩效评价的共性出发，从整合共性指标框架和构建个性绩效指标库的共享平台着手，探求内外部评价指标框架之间衔接问题。这不仅是探讨预算绩效指标体系构建问题的关键所在，也是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内在要求。

　　乡村振兴专题

　　西南地区传统生计的发展机制研究

　　王 婧

　　摘要：传统生计不仅是广大农户的基本性生活保障，也是国家乡村振兴战略的关键问题之一。新时代背景下，西南地区传统生计“特、小、散、弱”的格局需在传承的基础上进行革新，用新型的方式来组织生产新型的生产结构。当前，传统生计发展存在着传统技术式微，农户组织化建设难，以及乡土工业弱等问题。为此，发展传统生计需依托自我传习、人才返乡、科技下乡等方式修复重建特色的 “森林-山地”生态复合生计;扶持家庭农场，借助合作社、县域电商等新型网络化组织来整合小农户经营;并积极创建适宜的农工产业体系扭转 “弱”的现实,“技术、组织、产业”三位一体的发展机制可助力西南传统生计转型。

　　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女性社区精英的角色实践

　　——基于云南大理N村旅游社区的个案考察 苏 醒 田仁波

　　摘要：既往研究中“社区精英”几乎都直指男性，女性由于传统性别文化的原因长期以来都难以进入精英行列。在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背景下，对云南大理州云龙县N村旅游社区的案例研究表明,社区旅游发展促进了女性社区精英的产生和成长，N村女性社区精英从传统“持家能手”到“经济能人”，从地方性知识的“无意识传承者”到“策略性使用者”以及社会关系网络的积极拓展者、“讨论网”的成功运用者等特质。可见，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能够为农村地区的妇女发展创造条件,提供机遇和平台;当地妇女的全面发展又推动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这一“互为助力”的逻辑理路，为进一步正确认识农村女性社区精英发展过程中面临的困难与阻碍、科学把控乡村振兴战略实施中的女性发展问题提供案例借鉴。

　　人类学

　　文化镜像中的后现代人类学与中国人类学的认知论革命

　　袁年兴 　彭旖旎

　　摘要：后现代人类学的认知论问题长期被学界的方法论视角遮蔽。从他者的“文化之镜”到“镜中之我”，后现代人类学并没有逃离与“他者”在双重想象中的僵化状态。处于世界话语体系边缘地带的中国人类学，从一开始就借助西方人类学的镜像符号在行动和参与中自我发现和自我关照。当代中国人类学以一种世界的眼光和人类整体性的认知立场,超越了西方人类学二元对立的认知模式以及以西方为中心的文化镜像困境,这无疑开启了人类学的一种新境界——如何在人类作为一种整体性的意义存在中，重构人类学为作为一门为人类社会谋福祉的学科本质。尤其是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话语背景下，当代中国人类学无疑开启了世界人类学的新纪元。

　　民族志的三重叙事与实践反思

　　李银兵　曹以达

　　摘要：叙事不仅是人们进行表述的一种形式，也是人们看待世界的一种特定方式。其主要关注表述在时间上的连贯性和空间中的交融性，因而能使世界变得有序和可以理解。作为“写文化”的民族志，随着其叙事背后的社会文化源泉的变更，其对叙述中的事实的认定和理解也随之出现差异。这不仅导致民族志书写中三种不同的叙事主题和方法的产生与流变，也为人类学者以序列的方式反省经验并赋予其意义，把握和理解人性发展奠定了坚实的人类学和民族志基础。同时，在叙事实践的背后，一种以反身性、科学性、关系性及生活性为主要特征的民族志叙事范式也呼之欲出。

　　少数民族青少年的中华民族认同：路径、制约因素及建议

　　洪晓畅

　　摘要：少数民族青少年形成中华民族认同的路径主要包括家庭熏陶、学校教育、传媒渗透、个人阅历影响和重大事件激发等五个方面。经济因素、政治因素、文化因素和社会因素成为影响少数民族青少年中华民族认同的主要制约因素。倡导和普及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共识，着重建设和物化凝聚各民族文化的中华文化，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认同的坚实基础上建构和提升中华民族认同，促进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形成良性互动，组织开展青少年民族团结教育交流活动，全面正确地执行落实党的民族政策，加快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以及积极构建正面引导的全媒体渠道，有效抵御民族分裂势力的影响成为提升少数民族青少年中华民族认同的主要着力点。

　　法学·民法典编纂研究

　　落实集体土地所有权的法制路径——以民法典物权编编纂为线索

　　高 飞

　　摘要：在当前立法研究和改革实践中，“落实集体所有权”未如同“稳定农户承包权，放活土地经营权”一样受到重视。在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新时期，针对“两权分离”制度的弊端，将落实集体土地所有权以法律形式固定下来，有利于发展农村集体经济，有助于促进适度规模经营，有益于实现农民财产权利。在现行农村土地法律制度中，落实集体土地所有权面临着权利性质错位、主体制度残缺和权利内容贫乏等现实困境。民法典物权编编纂应针对集体土地所有权制度的缺陷致力于彰显其私权品格，健全其主体制度，并充实其权利内容。

　　真正第三人利益合同的比较法考察及立法完善

　　——对民法典编纂中合同编的建议 张 婧

　　摘要：基于现代商业社会的实践诉求，中国民法典当中应该对真正第三人利益合同进行系统的规定。一般规范对于真正第三人利益合同的立法至关重要。真正第三人利益合同会突破合同相对性，是合同编时代性的重要表现方面。比较法上的经验表明，真正第三人利益合同立法很好地适应了现代商业活动的复杂性。真正第三人利益合同一般规范应体现私法自治和契约自由精神，也应注重提升理论解释力。真正第三人直接请求权是权利救济的重要保障。中国真正第三人直接请求权产生模式的立法选择应有利于权利救济。

　　文 学

　　从文本分析到过程研究：数字叙事理论的生成与流变

　　甘 锋 李 坤

　　摘要：随着数字叙事时代的到来，研究者试图摆脱传统叙事理论的束缚，从核心概念与阐释框架两方面入手创生新的理论范式。早期数字叙事理论倾向于从已有的叙事理论传统中寻求灵感，“新亚里士多德主义”“新普罗普主义”便是其中的代表;随着网络交流活动交互性的增强，非洲的口语叙事传统开始受到重视，研究者试图从传受过程、交互性及作品形态等方面在数字叙事与口语叙事之间建立连接;而电子游戏兴起之后，面对游戏学的挑战，数字叙事理论试图革新“叙事”概念以适应飞速发展的数字叙事实践。

　　空间美学的意义生成与文学研究方法的建构

　　裴 萱

　　摘要：空间美学全方位地建构起有关“空间”的、立体化的、共识性的知识生产模式和阐释方式，从而给文学研究提供了崭新的方法策略，并形成一种关于“文学”的空间美学理论。从内容的角度而言，空间美学改变了文学活动中对“场所”“空间”等被动机械的表达，而是将其修正为具有独特审美价值的本体存在。空间形象可界定三种类型：其一是对现实空间的“再现”;其二是主体的精神空间和现实空间的意向性“融合”;其三是主体精神空间的释放。这三者构成完整的空间形象谱系。从文学形式的角度而言，空间美学调整了文学叙事中“空间”仅作为“场景”“背景”的存在策略，而是将空间纳入到推动文本叙事的核心要素，“空间并置”与“空间隐喻”共同构成空间介入文学形式的重要表征因素。空间美学给文学研究提供了崭新的知识资源和方法论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