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  录

　　政治·外交

　　东南亚国家防空识别区现行特点与法理辨析......曹  群  贾  丁(1)

　　“一带一路”与东盟“印太展望”的对接及对接路径......王娜娜  葛红亮(14)

　　印度—澳大利亚—印尼的印度洋安全合作......王  玥(27)

　　从近年来地方选举看印度左翼政党发展新态势......胡  月  杜  敏(44)

　　印巴战争与巴基斯坦国家建设......胡鹏刚  卢凌宇(58)

　　美国联印制华政策与第二次印巴战争(1961—1965)......于涌泉(83)

　　姜景奎专栏

　　汉代中国与阿富汗和巴基斯坦之交通......薛克翘(100)

　　《我的西藏之旅》中的权力话语和文化想象......格桑曲珍(113)

　　历史·文化

　　公共外交视角下的印度电影外交——路径、优势与障碍......邱永辉  邓欣然(126)

　　19世纪越南北部平原乡村的行政组织结构与运作......韩周敬(139)

 

　　内 容 摘 要

　　

　　东南亚国家防空识别区现行特点与法理辨析

　　曹 群  贾 丁

　　摘要：目前，东南亚仍有不少国家公开划设防空识别区(ADIZ)，其现行规则颇具特点，不仅反映出对美国等较早划设防空识别区之国规则的继承和发展，还包括一些本地区独有的特色条款。在覆盖范围上，东南亚的所有防空识别区皆延伸至本国领空之外，甚至有覆盖他国领空者，但大体均位于本国飞行情报区(FIR)之内，与他国飞行情报区少有重合。在适用对象和适用穿越情况方面，东南亚国家的防空识别区规则并未提及适用外国军机，亦未明确排除适用“仅穿越”而无意进入领空的航空器。东南亚国家防空识别区的实践呈多样化，除了以“飞行计划”和“位置报告”为主的防空识别区程序要求外，部分国家防空识别区规则的“空防许可”(ADC)或“拦截花销”规定在其他地区实践中甚为少见。作为南海沿岸国，菲律宾和印度尼西亚若扩展防空识别区，则难免牵涉到南沙争议岛礁和相关水域。

 

　　“一带一路”与东盟“印太展望”的对接及对接路径

　　王娜娜  葛红亮

　　摘要：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之际，中国与东盟共同肩负维护地区和平、促进地区繁荣的责任。“一带一路”与东盟“印太展望”作为两大地区发展战略，具有极为重要的地区发展战略意义，推动两者对接有利于创造共同利益、解决共性问题、应对别国战略对冲，有望为维护地区和平与稳定、促进地区发展与繁荣注入新的动力，助推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建设。在具体操作上，由于“一带一路”倡议与“印太展望”对接的内外环境复杂，受多方面因素的影响，面临机遇与挑战并存的局面，要实现两者对接需要中国与东盟的持续努力与建设。两者对接的有利因素突出表现为内在要求相契合、经济基础深厚、政治互信日渐深化、常态化合作机制不断完善、“一带一路”地区认可度的提升;面临的挑战集中体现为美日主导的政治联盟恶化地区环境、东盟成员国认知差异降低了内部的一致性、东盟成员国信任赤字加大了对接难度。在对接路径上，可从以下几方面入手，为有效对接“牵线搭桥”“奠基扩容”，提升对接的可达成性与可持续性。具体来看，以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为合作理念夯实政治基础，以“自贸区建设”为桥梁加速“互联互通”进程，以“非传统安全合作”为切入点探索双边合作增长点，以“民间交流”为纽带扩大民意基础，以“区域合作机制建设”为依托筑牢机制保障。

 

　　印度—澳大利亚—印尼的印度洋安全合作

　　王 玥

　　摘要：随着美国“印太战略”的出台，印度洋开始成为世界大国战略竞争的中心舞台。印度、

　　澳大利亚和印度尼西亚作为域内海洋大国，对该地区的安全局势尤为关注。尤其是近年来，海域内非传统安全和传统安全问题交织，其中非法捕鱼、毒品贩卖、人口走私活动屡禁不止;海平面上升、自然灾害频发，沿岸国家损失严重;海域内大国军事化竞争态势严峻，地区安全局势日益紧张。在此背景下，三国基于“东向行动”政策、印太战略观和全球海洋支点战略，积极探索三边印度洋安全合作的可能。目前，基于合作安全的理念，三国印度洋安全合作表现出明显的特点。在双边层面，合作基础扎实，海洋安全合作机制健全，构成稳定的三角关系;三边层面，合作机制由二轨外交向一轨外交转变，共识不断增多，形式逐渐完善;在多边层面，三国正在以东盟和印度洋为中心的国际组织中，探索更多非传统安全合作的机会，但模式较为单一。未来，由于印度和印尼之间海洋安全合作的紧迫度不高，驱动力不足，造成了三边合作的短板效应，且三国对于印度洋未来的秩序构想不同，关注的次区域也有所差异，因此，三边印度洋安全合作的等级不会有质的提升，但形式仍有望拓展。中国作为印度洋的重要利益攸关方，有必要对此保持密切关注，三方的印度洋安全合作既可能营造更为安全的海洋环境，惠及周边各国，也可能滑向反华联盟，威胁中国周边安全。

 

　　从近年来地方选举看印度左翼政党发展新态势

　　胡 月  杜 敏

　　摘要：印度左翼政党是指印度信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政党，按照意识形态划分，可以分

　　为温和、激进和极端三种类型。印度左翼政党在20世纪有过辉煌的历史，曾在1996年的印度大选中与印度国民大会党和印度人民党形成三足鼎立的局面，进入21世纪后逐步陷入颓势。近年来，印度左翼政党在地方选举中表现出色，其中，以人民党(联合派)为代表的温和左翼在卡纳塔克邦、比哈尔邦、北方邦等传统势力邦表现亮眼，取得新的成绩;以印度共产党(马克思主义)为代表的激进左翼不仅在2021年再次赢得喀拉拉邦的议会选举，打破该邦的“历史惯例”，还在同年泰米尔纳德邦的议会选举中获得新的政治突破;以印度共产党(毛主义)为代表的极端左翼力量在革命斗争中也取得了新的成就。除此之外，印度左翼政党在政治实践中还表现出鲜明的地缘特征和政治诉求弹性化、左翼格局联合化等新特点。总体而言，印度左翼政党发展明显回潮，逐步复苏。但在内部力量分化、如何处理与国大党的关系、地方性政党逐步崛起等多重因素的影响下，他们短期内依然无法与强大的印度人民党抗衡，未来发展仍然面临着重重挑战。

 

　　印巴战争与巴基斯坦国家建设

　　胡鹏刚  卢凌宇

　　摘要：经典的“掠夺理论”(predatory theory)从西欧国家形成的历史经验出发，认为战争

　　能够促进国家建设。在第三世界，战争与国家建设的关系需要具体研究。作为当代世界国际安全环境最恶劣的国家之一，巴基斯坦长期处于战争和备战状态，为检验和发展蒂利提出的国家建设的“战争驱动模型”提供了宝贵的个案。从军事建设、汲取能力及政治合法性三个维度对巴基斯坦的国家建设进行研究后发现：战争加强了巴基斯坦军队建设和能力，但对外部军事援助的依赖影响了巴基斯坦军事建设的连续性和稳定性。战争并没有促进巴基斯坦的财政汲取能力，主要原因在于巴基斯坦特殊的战略位置，使其获得了大量外部援助，从而减少了加强汲取能力的动力。为了应对外部威胁，巴基斯坦也采取了强化民族认同的措施，力图实现“一个国家、一种宗教、一种语言”，但是族群政治削弱了战争对民族认同的建设。由于过分依赖外部援助，政权的合法性降低;由于地方民族主义的挑战，巴基斯坦成为了某种意义上军人控制的国家，这严重地阻碍了巴基斯坦国家现代化转型。

 

　　美国联印制华政策与第二次印巴战争(1961-1965)

　　于涌泉

　　摘要：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特别是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开始在中国周边构筑围堵中国的包

　　围圈，而印度则是美国拉拢的重要对象。1961年肯尼迪入主白宫后，更是全面实施联印制华政策。为此，肯尼迪政府首先大力加强了对印度的经济援助。然而这一做法引起了巴基斯坦的极大不安，巴基斯坦开始谋求改善与苏联和中国的关系。为避免巴基斯坦脱离自身的战略轨道，美国又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以安抚巴基斯坦，而这又引起了印度方面的不满，南亚地区形势由此日益复杂和恶化，印巴两国的矛盾也在这一过程中不断加剧。1962年中国对印自卫反击战爆发，美国政府认为这是联合印度共同遏制中国的良机，开始向印度提供军事援助，同时为回应巴基斯坦的安全关切，美国大力推动印巴两国谈判解决克什米尔问题，希望实现对印与对巴政策的平衡。然而印巴两国关于克什米尔问题的谈判最终无果，美国平衡印巴的努力也宣告失败。此后，美国不再顾及巴基斯坦的感受，片面推行联印制华政策，进一步向印度提供军事援助，并在克什米尔问题上采取消极立场，任由克什米尔局势不断恶化。美国政策的偏颇不仅大大加剧了巴基斯坦的不安全感，还导致了印巴两国关系迅速恶化，最终印巴两国之间于1965年爆发了第二次大规模战争。

 

　　汉代中国与阿富汗和巴基斯坦之交通

　　薛克翘

　　摘要：今阿富汗和巴基斯坦所涉区域，很早便与中国建立了密切的交通往来，是中国—南亚

　　交流版图的有机组成部分。根据文字的记载，中国与阿富汗、巴基斯坦的交通史至少可以追溯到中国的汉代。作为早期丝绸之路的重要环节，中国与阿富汗、巴基斯坦的交通历来为学界研究的热点，相关讨论层出不穷。但彼时这两个国家并不叫今天的名字，地域也在不断变化中，历史上对应的汉译古名包括大夏、身毒、罽宾、高附、迦毕试等。本文结合《史记》《汉书》《后汉书》《高僧传》等史料及中外研究成果，详细梳理今阿富汗和巴基斯坦地区在中国汉代时期的命名、疆域、人种、民族、物产、文化等基本情况，及其与中国之间的交通方式、人员往来、商品流动和文化交融。文章重点考察该地区在张骞两次出使西域的过程中所扮演的历史角色，及其在佛教传播、佛经翻译等方面的独特贡献。对该议题开展深入研究，有助于增进我们对中国—南亚古代交流史及丝绸之路物质和精神文明交流遗产的理解。

 

　　《我的西藏之旅》中的权力话语和文化想象

　　格桑曲珍

　　摘要：拉胡尔·桑格热德雅衍是印度知名学者、作家，因其在印地语游记文学中举足轻重的

　　地位，被称为“印地语游记之父”。《我的西藏之旅》创作于20世纪上半叶，是拉胡尔的第二本旅藏游记，主要讲述他深入西藏腹地、邀请更敦群培一同寻找贝叶经的故事。本文利用话语理论，从游记中西藏人物的命名、藏语词汇的再诠释和叙事手法的选用三方面入手，考察拉胡尔在文本中如何运用语言来构建其话语权威，剖析游记叙事底层的权力话语框架，揭示并批判拉胡尔权力话语背后隐藏的文化想象。拉胡尔始终以印度佛教继承者的视角俯视藏传佛教，带有鲜明的自我中心主义心态。同时，他惯于站在强势文化的高地，利用知识和话语上的优势，主观建构出印度欲望投射中的西藏，以此来维护和强化自身的文化优势地位。这种权力话语方式遮蔽了藏传佛教的主体性。游记的印度读者会被不自觉地裹挟进权力话语的叙事之中，成为其话语权威的维护者，在一定程度上会进一步加深印度社会集体对藏传佛教的异化想象。在西藏形象自塑的时代命题中，强调藏传佛教的中国归属及其自身主体性、推动藏传佛教对外传播就显得尤为重要。

 

　　公共外交视角下的印度电影外交——路径、优势与障碍

　　邱永辉  邓欣然

　　摘要：2006年5月，印度外交部正式成立公共外交司，确立了公共外交的重要地位，并计划将以宝莱坞为代表的印度电影产业打造成印度的一张外交名片。印度电影外交以提升国家软实力为核心目标，21世纪以来，印度通过财政扶持、政府宣传及引导非政府行为体宣传的方式，使电影外交获得了长足发展。印度电影外交在实施上具有政策系统性较好、多种主体与多种媒介相结合等特点，电影本身具有风格的独特性与价值观的普遍性等优势。2020年之前，印度电影海外票房连续多年保持增长趋势，多部影片在国际上获得了高度评价，电影传播范围的扩大与国际声誉的提高使印度的文化吸引力得到提升。印度电影外交总体来说取得了一定成效，但也存在一些制约因素，主要表现为国家间的紧张关系使他国对印度电影采取限制政策，不同地区之间的文化差异降低了印度电影在部分国家的吸引力，以及印度在国际上贫穷腐败等负面形象也制约了其国家正面形象的塑造。

 

　　19世纪越南北部平原乡村的行政组织结构与运作

　　韩周敬

　　摘要：19世纪越南北部乡村的基层行政组织分为总—里—甲三级。这种结构有其自身独特的发生机制，它既扎根于越南古代乡村的自治传统，又与19世纪阮朝的政治发展密切相关。其中“总”是越南古代独有的一种基层行政组织，阮朝的社村一直处在王权下行和地方精英权威的张力之中，王权下行的举措主要是“总”的大规模推行。总—里—甲组织相应的头领分别是正总、里长和甲长，通过这种安排，阮朝的政府权力由中心向周边、上层向下层扩展，这种组织架构是阮朝权力下行和细化的过程，也是维持乡村自治传统的一种手段。除了总—里—甲这种职役组织外，还存在以家族为代表的祭祀组织和以“豪目会同”为代表的社区组织。如果说祭祀、职役组织的功能较为单一，那么社区组织则具有等级实践、层序展现、贯通控制等多重属性。阮朝的基层行政是多种力量合力共治的结果，政府对基层地区没有进行整齐划一的管控，这固然起到了维持传统、尊重故俗的效果，但反过来看，也可能导致基层地区矛盾丛生。越南古代乡村的自治是一把双刃剑，政府作为持剑者，关键是如何在经制权力和地方自治之间找到平衡。19世纪后期法国控制北圻之后，开始谋求更深刻地插手乡村，但最终结果并不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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